考古新義—金石學的實學精神
前言
考古學，在中國有不同於西方的定義與研究領域。它自有一套金石研究的方法論，只不過在晚清歷史中，金石學者、經世致用的實學家，以及碑學家三者間有者角色的重疊性。顯然它們之間有者意義上的深層關連。在下文中，筆者就從金石學最早的宋代面貌開始、述及清代面貌，佐証它在大時代裏的角色與三者的關連性。
正文
西方傳統考古學方法論裏分考古地層學與考古類型學兩大支柱。查爾斯賴爾《地質學原理》，標誌著地質學中地層學的成熟。1859達爾文《物種起源》與1863赫胥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讓人們開始追尋人類起源的朦朧歷史。史前考古學因此而生[1]。
中國的考古學主要是針對古物收藏與研究。早在東周京都洛陽就有守藏室的設計。公元十世紀，有北宋元祐七年呂大臨的《考古圖》。中國古物的考古，比1842年丹麥青年考古學家沃爾索(Worssae)所著《丹麥早期古物》一書早了十一世紀。之後又有宋徽宗敕撰的(1123)《宣和博古圖》、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中國其實是出版古物研究專著，萌發考古思想最早的國家。但，在中國境內的西方傳統考古要遲到1926年李濟對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才算開始。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的彩陶文化。1930年梁思永在山東歷城的龍山文化[2]。接下來是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組，進行1929年由董作賓主持的殷墟調查與試掘殷墟工作，至1937年，發掘了十五次。
這種對比，其實明確地將中國考古學與西方考古學區分開來。我們自有一套研究的方法、態度與領域。
宋代金石學
一，宋代考古的實況
考古，語最早出自宋代，如呂大臨著<考古圖>。考古，宋《陳亮集》十六<書林勳本政書後>，勳為此勤矣，考古驗今，思慮周密[3]。就是一句考古驗今，說明了考古學最早時候的任務，它並非一味的醉古泥古。
從目前所見最早的宋代古物研究成果中，可以體會當時考古學研究的領域。歐陽修(1007~1072)的《集古錄》，趙明誠(1081~1129)的《金石錄》。
《集古錄》內容：湯盤孔鼎歧陽之鼓，岱山，鄒峰，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記載，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4]
《金石錄》的內容則包括：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四方暇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鬲，盤杅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敘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
舉凡古器物、文字、碑版、書籍都是他們研究的對象。金文、石刻文字學的研究補足了文獻歷史的實証資料。宋代金石學，就是宋代考古學。這些著作也是金石學的代表著作，也被後來清代金石學奉為圭臬。它反應了北宋金石學家的共同興趣、學術觀點與治學方法。史稱這兩位金石考古學家為“歐趙”。
歐陽修喜研碑版，《集古錄》有一千卷，前後編撰歷時18年。歐陽修自敘其經過：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自慶歷乙酉(1045)，逮嘉祐壬寅(1062)，十有八年。其實歐陽修開始集金石銘刻時間還要更早，在景祐三年(1036)，余謫夷陵求荊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余得此碑三十年矣[5]。
趙明誠家藏石刻二千卷，部分為他人饋贈，也有出自家傳。趙氏妻為李清照。兩人皆有古物搜集癖好。即使脫衣典當，也不放棄收藏：
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嗣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距暇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6]
雖然宋代未有自土裏挖掘、地質分析的考古概念，但廣徵史料古物的心態與熱情，最受益的就是歷史研究方法的改進。
二，文獻與史料並重的實証史學
在宋代以前，金石碑刻只是被供為祥瑞寶物，或當作古董摩挲賞玩。直到歐修首開開風氣，第一次有意大規模收集和系統研究金石銘刻，並撰為專著。在他的理論中他認定金石碑刻對於歷史研究的四項功能。一，正史：藉由証據修正歷史。二，証史：利用史料佐証歷史的存在。三，補史：藉由新發現的史料，補全歷史的空白。四，存史的效果[7]。
金石學，對於宋代仍是一綻新學科。歷史研究與評傳是它的最大功能。但卻因此建立學術研究的新原則與標準。
一，闕疑。碑文中不可考者亦忠實錄下拓下，以待來者。“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無可解之古文字，趙明誠亦主張，不要隨意增刪，反對臆說曲解。
二，辯証。古碑石刻尤其是墓志銘，神道碑之類，一般為當時人撰寫，如門生故吏，親信好友，後代子孫，他們因耳聞目睹，身與事接，所以了解內幕真情。對墓主生平記載準確可靠。歐修就認為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還說世系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8]。
三，求實。歐陽修：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終人德義，碑不應略而木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
《集古錄》與《金石錄》的傳印，讓金石遺文與傳世文獻並重相印証的考據方法，有正誤補缺的效果，開啟近代王國維二重証據法之先河，奠定我國金石考據學的基礎[9]。
清代金石學
一，金石學是一種研究態度
清儒大量運用金石文字考經證史是清代學術的一個突出特點。這很容易可以在宋代金石學體系中找到源頭。雍正乾隆時期則是實學思潮發達開始的時期。金石學研究中主張實証、實測(田野調查法)、考據、實用、實驗的科學方法，就是實學精神。在這方面，乾隆時期的錢大昕、阮元之成就是學界共認的。
乾隆嘉慶年間，以考據學為主要內容的學派興盛起來，史稱乾嘉金石學派。乾嘉學派持續時間長，人物眾多，一般分為吳皖兩派。吳派的特點是崇古崇漢，所謂“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皖派以戴震為代表，清代考據學大師歸戴震莫屬。他的評價是“精深”，皖派的特點是不盲目崇古，主張有根有據，所謂“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以考據為主的實學而論，究其影響，皖派自當在吳派之上。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有壓倒性的優勢。戴震明確地將文字訓詁、經史的研究，加上了金石考証的實踐。他治學的要領，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10]。清代金石銘刻可以証經典之同異，正諸史之謬誤，補載籍之缺佚，考文字之變遷，已成為當今學術界共識。
這種考據學的態度運用類比，分析，歸納，演繹的方法，不只用在金石，還用在經學研究方面，在小學，史學，天算，地理、音韵，律呂，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有成就。[11]。
金石學家與講究經世致用的實學家身份，有很大比例的重疊。金石考據學的態度也變成實學中的經世致用、科學方法的神髓。有清一代學術，可記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為考証學，在後半期的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証學衍生而來《清代學術概論序》[12]。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脈絡描述得很清楚，今文學從考証學而言，今文學就是經世致用的實學。
二，金石學與經世實學
(一)實學衍變的脈絡
宋明理學雖然著力於發揚孟子的內聖路線，以追求宇宙本體和人性修養的完善。但無論是程頤、朱熹，陸九淵從未完全拋棄儒家的經世思想。宋代程朱學派，最早提出實學思想的是程頤，朱熹也有提出。兩人有志一同認為實理可作為實學的解釋“其書(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明代崔詵論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等人時，稱讚說：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
朱熹反對佛老，舍實理而駕虛說。程朱提倡躬行實踐，南宋理學家張栻也指出，聖門實學，貴於踐覆[13]。章學誠也推崇“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的朱子之學，以為黃(幹)、蔡(元定)、真(德秀)、魏(了翁)，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14]。
宋明理學發展成王學末流時的空疏本質是明代亡國的禍根之一，顧炎武評論明代空疏的王學末流。：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熟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其代。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15]。
明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是明清史學領域中體現實學思想的重要學派。它絕不同於空疏的心性之學，甚至其高足萬斯同編修明史稿，宗旨也是為了尋求一代“治亂奸賢之跡”。他所謂的史學經世，非因時補救，而是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勘酌其確當，定為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坐而行耳[16]。
這種非空言性命、務為踐履、非坐而言是起而行的實學態度，進入清代則是另一番景象。
(二)清代實學的特質，純學術到致用之學
實學從明代的純學術立場走向致用之學，是乾嘉至道咸的一種學術轉向。它的脈絡從張居正、高拱、呂坤，顧憲成、張溥、陳子龍、顧炎武、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洪亮吉、龔自珍、包世臣、魏源與康有為等重要人物[17]。從載震以來歸納的實學學術體系兼修訓詁、辨偽、聲韵、金石、校勘、輿地—學術上的“通經致用”與“經世史學”。他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研究、凡天文、曆算、宮室、衣服之制、花鳥魚獸之名狀、山川疆域之沿革、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他們也對算術、地理、水利、醫學、生物建築等皆有深刻研究，著有《里堂算學記》等，他還吸收西方數學的成成，針對中國傳統數學批評“論法者居多，言理者絕少的缺陷”，提出了“名起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的命題。這呼應清初阮元主張貫通中西之術的想法，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推動了對西方科技知識的學習。加上傳教士從歐洲輸人的西學，中國古典科學增加了天文，曆法，數學，音律，醫學，地理、農業，水利、生物與多種新的重要學科。同時它們也成了實學思潮的部份內容[18]。反對拘守舊法，也反對隨人步趨，提倡算造根本，當憑實測的科學精神[19]。
乾嘉實學，原本是崇古與返古的實學。清代學風，讓乾嘉時期的客觀古典，轉向道咸時期的功利現實。道咸之後的經世致用實學，在社會上興起了議政風潮。興起研究漕運、鹽法、河工、兵餉四大政的熱潮[20]。
鴉片戰爭之後，門戶開放，西方科學技術再一次傳入中國。自六十年代始，清政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總的方向，自上而下地實施洋務運動。主張中西兩法，權衡歸一。重視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相結合的科學方法，“由合而分，由分而合”。
道咸間的經世實學是中國的古學通往新學的中介與橋樑。實學思潮推向高潮，它發生在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困窘時。文字獄已經鬆弛，統治者的文化控制也大為削弱。這種政治氣候對，實學思潮更發達了起來。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士大夫不滿意皓首窮一經的考據之學，便由古文經學走向今文經學。由純漢學走向經世實學，成為一種有趨向性的學術轉向。這種學術氣質有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常州學派。龔自珍受教於清初訓詁學家段玉裁，在音韻與考証頗有造詣，後在時勢的驅動下，走向經世之學。王國維稱“龔魏二氏實上承乾嘉專門之學，而有清初諸老經世之志”[21]。然後成為近代中國的新學前衛者。梁啟超稱“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22]。
還有包世臣為代表的道咸間經世實學派。一生經歷乾嘉道咸四朝的包世臣(1775~1855)在《安吳四種總目敘》，概述了他由詞章之學走向經世之學的過程。他幼時受父教，喜好“誦選詩”，青年時因時世的刺激，“慨然以志於權家，求其書于市，並得法家言，私兼治之”，進而精研農政刑名，河工，遭運，鹽法，貨幣等實學[23]。人體解剖學的興趣，也在這道咸時期傳入。如羅雅谷所著《人身圖說》，鄧玉函所著《人身說概》[24]。
碑學考古的新義
一，碑學與金石學
其實這些實學家中，許多都有金石考據的興趣與實務。他們的金石見解落實在藝術上，就是對清代碑學的提倡。而最早開始提倡碑學的是乾隆時期山東浙江學政，及兩廣總督院元。他的<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是屬於北碑歷史源流的研究，他主張北碑的價值不比南帖差。
乾嘉以後，帖學日趨衰微，碑學大興。他們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漢，魏晉的各種金石文字，創造出了以雄強的北碑為基礎的新風，形成千姿百態燦爛奪目的書道中興新局面[25]。代表書畫家有鄧琰(鄧石如)與伊秉綬。鄧石如(1743~1805)、伊秉綬(1754~1815)。與鄧伊同時，書壇還湧現出一大批碑學書家，較著名的有丁敬、錢坫、桂馥、陳鴻壽、包世臣、孫星衍等。他們大多兼長金石篆刻，或精通金文碑版的考據，或是闡發書理的理論家。後來的代表人物就是包世臣與戊戌變法時的康有為。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官江西新喻知縣。鄧石如弟子，書法理論家，著有《藝舟雙楫》[26]。康有為則在他在1888年第一次上書清帝變革未果之後，就閉居北京南海會館的汘漫舫寫了金石碑刻的專著《廣藝舟雙楫》[27]。但因為康有為參與變法，它被列為禁書兩次。1898年與1900年。
二，碑學研究的幾個人物
(一) 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晚號倦翁，安徽涇縣人。書法、篆刻為當代所推服。他的書法初學唐宋，從歐顏入手，後轉蘇董諸家，最後精心探討北碑，對清代中、晚後期書風變革，碑學發展甚有影響。兼習二王。包世臣是鄧石如的學生，頗得老師真傳。不過，他顯得過分自信，嘗說自己是本朝第二，不過至少還將老師鄧石如擺在第一位。後來居然說自己是右軍後一人。因此何紹基等書法家對他頗為不服。何紹基曾不客氣地說“包先生寫北碑比我早二十年，功力深厚，名氣也大，他的學生稱他的法書為包派。但我用橫平豎直來衡量他的作品，發現他根生本有沒有領悟北碑的宗旨”。
因為涇縣古稱安吳，故又稱包安吳，他雖不是一流的書法家，卻是著名的書法理論家與教育家，他的學生吳熙載，趙之謙，沈曾植都是著名的書法家。趙之謙的成就和名氣也都遠在他本人之上。清代楊守敬評曰：所著藝舟雙楫，遂以風靡天下，然自擬為右軍後一人，未色太自信[28]。
包世臣最早特別喜歡兵法，在江西新餘任知縣時，曾積極主張抗英，並因此遭彈劾，後來隨明亮征川楚多次，出謀獻策均未受採用，他一怒之下，卜居南京，也許是在軍事上未能大展雄才，所以在書法上他顯得格外投入。
(二)康有為
康有為提倡碑學俾助乾嘉小學的重要性。金石學是一種史學新方法，也是做學問追本溯源的求是原則，碑學之所以可以替代帖學，是因為後者屢屢翻印重鉤，面目全非。唯碑可信。也因為碑學在包世臣的提倡，變成風氣了。各種出版、各種石碑出土，也都是在嘉道之際。
晉人之書法傳曰帖，其真蹟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帖學之大壞，碑學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蓋通人達識。…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改經証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耡，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搨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遍布海內。其餘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亦多金石莘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証亦盛，於是碑學蔚為大國。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藴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29]。
千碑不易購，亦不易見，然則如何，曰握要以圖之，擇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書。然言百碑其約至矣，不能復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擇其精，雖見數百碑，猶未足語於斯道也。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幼年受國過嚴格的家庭教育，1879年讀過一些西學書籍，1882年他盡購西書閱讀，如萬國公報及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對果是對外求索之慾日熾，對內勵厭棄之情日烈，暗伏下變法思想，後來作<大同書>，<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以西法為內容，以託古改制為手段，成為變法運動兩個不變的方針。
(三)李瑞清
真正潛心研究金石的是清末民初學術界，教育界的李瑞清。他曾擔任1905到1911年的南京大學前身兩江師範優級學堂監督(校長)。乾嘉以來的古文經學方法重實証與分析。他對乾隆嘉慶年間出土的古有金石故物製作拓本，並對古代文字書體加以整理考釋與分類，並用金石筆法入書，拓展碑學的含義非常積極[30]。
李瑞清，是中國現代教育的第一人，1901年全面廢除科學考試製度，引進西方教育體制和內容，清政府學部開始制定了第一個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為結構的<欽定學堂章程>。清末成立了的三江師範學堂。
1903年張之洞接管學部為學部大臣，頒布新的<奏定學堂章程>，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西學中有用的東西來彌補中學的不足。把中學交給中國老師教，西學科技與自然科學交給日本老師教。而1905年任校長的李瑞清，就是把張之洞理念加以落實的實踐者，他並開辦高等學院第一個圖畫手工科，培養一大批美術教育人才，也為金石書派的形成奠定基礎。1912年，上海王家灣定居，專事金石書派書法的創作。傳人為張大千，呂鳳子。而他的金石學基礎，讓他的歷史研究態度是：一，冷靜；二，求信；三，求因果。治學與金石研究的特點一致：一，逐本求源：如求分於石，求篆於金。二，分析歸納和辯証的科學方法：建設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兩江師範學堂，就注重科學與實踐，專請日本人來做教師，使新一代年輕人能夠學到西方的現代科學知識。這時的金石學派就是將現代的科學方法和傳統樸學方法結合的新時代方法[31]。
表面上，上述三人是提倡碑學的金石學家，但他們的共同之處還包含積極的實學信仰。金石學、經世實學、碑學成了三合一的整體。原本崇古的乾嘉學派到道咸年間的致用之學、加上清末新學則系出一脈。
三，金石考據精神的碑碣研究
古碑，是文化變遷過程中留下的實物遺跡。藉由碑文、碑石與位置的考據，像古代金石學家一樣考據，人們可以結合文獻揣想發生在過去某時某地的點滴。一片碑石，會因為各種原因而具有價值。金石學的考據精神，可以體現在致用實學的領域。而它的考據要領，更可以作為碑碣研究時的方法與態度。碑石的存佚會是故事，石碑的出土與周圍環境也會是故事。立碑是故事，發現它的過程也會是故事。碑文有字是學問，沒字或是字不見了，也是學問。這地方有碑是學問，碑不見了也是學問。一件碑碣刻石的價值是歷史與藝術兩面相交互作用的結果。原始的立碑目的又會因為後代的品味與政治立場增加其文化詮釋上的戲劇性。歷代碑與拓的形式資料，保存了我們可以去重建歷代審美品味、風格演化與歷史母題關連性的基因樣本。從清代以來考古觀念的成熟、技術的發達與史料的出土與研究成果的展現，証明了這種構想的可行。終於可以想像實証的金石學方法，為什麼讓有清一代的學者趨之若騖。直接的受益者，仍是歷史的還原。
筆者投入茄苳溪流域的古碑田野調查工作，進入第二年。她綿長幽遠，流經不同的行政區與文化區，甚至是時空區。碑一直是默默的見証者，默默地背負著記憶。雖然這些流域裏的石碑紀錄的內容，不見得就是開發史上的主角，但即使是最簡單的寄附芳名碑，都可以從其中的捐資人名得知當時的時空背景。其實，在桃園地區，不乏台灣史上的名碑，像《供養塔碑》。但我獨愛在山林中搜尋孤獨的無名碑，然後像是一位清際乾嘉年間的金石學家，在深山裏訪碑、撫碑與拓碑，揣想穿梭時空，揣想書家丹書碑文、石工鐫刻的鏗鏘過程。然後也想像自己是那一塊碑石，在古道邊靜默等待下一個金古訪客。
新眼光下的碑碣考古更像是掃讀文明的硬碟，不同時空場景的記憶可以並陳在一起。應是靜默的一塊碑，不同時代的人們會用不同的觀點去解釋、移動、甚至是加工刻劃與塗鴉。
結論
考古學，中國自有一套緣自金石學的體系。伴隨著歷史命運的更迭，講究實測、致用的實學理念不是金石學點綴，而是精髓，深深左右著歷史、至少見証著歷史的發展。它是一套務實的態度、實測的方法，甚至是現實主義的信仰與救世的使命。秉持這種信念，田野調查式的訪碑撫碑與研究，成了筆者效法金石學家的一種姿態。
[1] 《中國考古》(1996)安金槐編。台北，南天書局。頁9。
[2] 《中國考古》(1996)安金槐編。台北，南天書局。頁3。
[3] 《中文大辭源》卷三，頁2519。
[4]文見：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2006)《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2卷1期。頁94。
[5] 文見：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2006)《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2卷1期。
[6]文見：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2006)《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2卷1期。
[7]文見：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2006)《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2卷1期。頁92。
[8]文見：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2006)《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2卷1期。92
[9]文見：余敏輝<宋代金石學的雙璧—集古錄金石錄比較論>(2006)《徐州師範大學學報》32卷1期。頁94。
[10] 文見：徐道彬(2005)<戴震金石文字觀述論>《史學集刊》2005年4月號。
[11]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4。
[12]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3。
[13]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5。
[14] 清代實學家《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4。
[15]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57
[16]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68。
[17]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4。
[18]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6。
[19]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71。
[20] 也有些學者發揮梅文鼎的思想，除了撰寫天文、曆算、地理、生物、音律、醫學與水利等方面的科學著作，還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科學方法
[21]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81。
[22]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01。
[23]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81。
[24] 《中日實學史研究》(1992)葛榮晉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75。
[25] 文見：《中國書畫》(1992)楊仁愷編。台北，南天出版社。頁596。
[26] 文見：《中國書畫》(1992)楊仁愷編。台北，南天出版社。頁599。
[27] 文見：謝建華<論金石書派的理論與風格特色>《藝海風雲》2005年6月號。
[28] 文見：崔陟(2005)《書法》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202。
[29] 文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7。
[30]文見：謝建華<論金石書派的理論與風格特色>《藝海風雲》2005年6月號。
[31]文見：謝建華<論金石書派的理論與風格特色>《藝海風雲》2005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