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車的解放視野
從十七世紀的望遠鏡、顯微鏡…隨著光學技術的突破，到十九世紀，科學與工業的進步，讓視野不再停留在裸視的層次。攝影、玻璃、X光、飛行、麻醉術…等等概念與成就，讓視野的開拓，有了多元的文化意義。像是麻醉術的突破、衛浴設備的改良，滿足了由外而內觀看的身體性視野。玻璃作為建材的使用，建築開始有了室內設計的視野。飛行，提供了鳥瞰的視野。攝影，紀錄視野。
就文化意義而言，無論十九世紀的視野如何突破，這些視野，構成了時代的文化特性—解放的、突破的、從一元到多元、從一地到異地、從一國到異國、從外而內的視野、閉鎖的視野到開放的視野、突破性的。視野多元性演化的過程中，關鍵的因素會是什麼? 筆者試提出一種見解。
u十九世紀的交通工具發明
在十九世紀視野解放的過程中，其步調與各種交通工具發明與改良的步調一致。
輪船，1803年Fulton以蒸氣推動輪船。火車，1829年火箭號Rocket發明。1830年曼徹斯特到利物浦的鐵路線通車。地下鐵，1863年，最早的蒸汽地下鐵。
1881年，德國工程師Simens的電車試驗在柏林通車。
1890年電氣地下鐵。1904年紐約電氣地鐵。
汽車，1885年德國發明家Karl Benz發明以汽油為動力的鐵車。1896 Henry Ford的T型車問世。1892年，Diesel發明內燃機，柴油車的發明。
1783年開始出現熱氣球與氫氣球，發展出可載人的齊柏林飛船是1900年[1]。1903年，萊特兄弟的飛機升空。在美好時代結束前，整個二十世紀含二十一世紀使用的各種交通工具，至少芻型都已經出現。其中也包含腳踩或是腳滑行的自由車。
u自由車
有研究者聲稱Leonardo da vinci 的手稿《Codex Atlanticus》中疑似發現腳踏車草圖[2]，它們本來由雕刻家Pompeo Leoni收集，目前收藏在米蘭的Biblioteca Ambrosiana圖書館。1968至1972年由Exarchic Greek Abbey of St. Mary of Grottaferrata的修士重新修復之。據說就是此修復過程，發現達文西的自行車設計草圖。另一說是1966年開始到1969。在1967年時，發佈這個驚人的發現。
由於達文西的手稿中，有設計鏈球的紀錄，因此，助長了達文西設計過自行車的想像。
最早的腳踏車，叫做celerifere，是一個法國人的發明。一個木架上的兩個輪子。沒有踏板，也沒有鏈條，是draisine的原型。
兩輪設計的起源，大致上是歸給Karl von Drais(1785~1851)，一位有海德堡Ruprecht Kark大學養成教育背景的公職人員。他是一位德國的發明家，發明了先是稱為Laufmaschine(running machine)、velocipede、draisine(draisienne法文)、dandy horse名稱的腳划兩輪車，Drais同時也是打字機的發明人，在1822年到25年參加了德國的巴西探險隊。腳踏車的發明，豐富了人們參與世界的交通方式。
他在1817年的Mainheim，1818年在巴黎發表這款新發明。是木架子，雙腿為動力，有轉向器在前輪的設計。原則上，在1817年發表的雙輪車，名叫draisine。Bicycle這字出現在法國是1860年代左右。
Drais的velocipede，啟發了1863年的一位金屬工人，為前輪加上曲柄與踏板。前輪帶動的腳踏車，只有在前輪加大的情形下，速度才能增加。但同時也更危險且轉向器不容易操作。改進前的木架鐵輪車，流傳到了美國之後，因為碎石舖路的狀況未普遍，形成velocipede的暱稱boneshaker，它誇張地形容騎士騎車時會騎得粉身碎骨的窘況。
無論如何1868 ~1869，velocipede風潮已在大西洋的兩岸展開。各地開始有自行車場與教學單位。這時，風行的velocipede已經成為進一步機器發展的踏腳石。隨著普法戰爭的戰事，法國的自行車風氣下降，美國的公路品質讓風氣未能進一步展開，市場因此萎縮。只有英國彷彿未受影響。
1870年，英國腳踏車工業之父james starley開始生產一種以boneshaker為基礎發展的大前輪車，可增加速度。Penny-farthing，也是高輪腳踏車的暱稱，它形容大硬幣penny在前，小硬幣farthing在後面的意思。這車的危險性，只有年輕的冒險者敢騎。較老的紳士們騎的是三輪車tricycle或四輪車quadracycle。據說維多利亞女王就有一部三輪車。1875之間，不論是英法美都頗歡迎這種高輪車。美國人Albert Pope在1878年生產Columbia bicycle。Penny farthing漸漸成為維多利亞時期晚期的象徵。也在此同時，它變成了一種競賽性質的運動。
在1880年的同時，Daimler發明汽油引擎。之後兩年，1882年，標緻公司，開始製造腳踏車。它在1800年代，只是咖啡豆研磨機製造商。雖然這事業從1700年代就開始，但真正進入世界產業圈，則是因為他們製造crinoline—裙撐架的鋼絲、傘架。在技術意義上，它們是輪輻技術的基礎，然後摧生了腳踏車bicycle。當年，Armand Peugeot發表了le grand bi，這是一款penny-farthing。腳踏車，才在法國又普遍了起來[3]。
高輪腳踏車的發明，其實象徵的是強化金屬的成就，它是全金屬材質的設計。它可以達到高速行駛的結果。但這種車子的剎車器，象徵作用大過於真正功能，往往無從停車的結果是駕駛往前摔，Breakneck speed，指的就是penny-farthing摔斷脖子的典故。
1860年代，法國人Michaux為雙輪車架加上曲柄，已經是一種機械控制技術的突破，真正的安全腳踏車在1885年被製作出來，diamond frame菱形車架，Rover製作。前輪不再大，而且是後輪鏈條推動。1890年代則是自行車進步的黃金年代，充氣胎出現了。除此之外，轉向、安全、舒適與速度的四項要求也在這時期達到，安全safety bicycle真正取代了penny farthing，這才是我們目前的腳踏車概念。自行車與四輪單馬車是汽車發明前的主要交通工具。前述自由車的演化，關鍵是工業技術與材料的能耐，讓一步步的發展，水到渠成。既然如此，自由車的演化，同時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特徵? 它又會刺激什麼樣的視野呢?
u自由車與女性的自由
十八世紀的洛可可精巧精神，到十九世紀看似重新出現。它是一種啟蒙時期理性主義的精巧，這種風格並不自然，但重新被修正繼承。它象徵的是一種祖國la patri的自信感覺。從洛可可開始，感官的歡愉與色情模樣的浴女軀體，提供一半女神一半女體美感的美完承載體。都是浴女，但內涵的文化性質大不同。因為社會意識改變，所以看女體的視野也就改變。
Boucher作品diana at the bath，1742年作品中，女神打獵完，公獵犬與獵物還在一旁。裸身的女神就像是躲在暗處的觀察者(讀畫的觀眾)的獵物一樣，無警覺地頭著飾帶且手玩弄了珠飾，就像是一塊大面積等待啃食的肉[4]。
“自然”是文化的產物，所以文化所展現的自然美好，可以是健康的，卻也可以是解構的；有益的或是恐怖地被感知。例如對極端的、壓迫的理想主義專家如Jules Simon就認為女性是柔弱地該被男性保護的。對象徵主義者如Baudelaire而言，女性是男生的操控者，威脅著男性。Bourcher與Watteau，是雷諾瓦推崇的畫家，他們創造女性的“美好天性”，透露著男性的“獵人天性”。但是在雷諾瓦的筆下，表現的是他所見到的女性天性的改變，變成一種不經意中就可以展現自我的光輝-demonic glory。從作品<初次看戲的女生>，戶外活動的情形<秋千>，剛好表現雷諾瓦目睹女性一步一步處世練達、進而社會化的過程[5]。
雷諾瓦的作品<La Parisienne>1874，表現巴黎女子的社會練達。巴黎這新世界，連藝術都是新的。這藝術，不是柔軟的藝術，而是強壯的。作品<La Parisienne>中的女主角Henriot是自負的、自信滿滿的。什麼是打破傳統，這位年輕女人，從頭到腳都是藍色，全身就是自由的象徵。柔軟不再是巴黎女人的性格與出現形象，而是在她之外的世界。這作品沒有周圍色與背景，不必其他幫襯物來凸顯她是誰，觀者只消從他的臉與穿著就可以了解她。彷彿而這個沒有周圍色的王國，就是她的王國，雷諾瓦用La Parisienne做為標題，就是認定Henriot等於是巴黎新女人的典型。
又如雷諾瓦的作品<nude in the sunlight>1875，它像是在樹林中的女神，來自永恒的Arcadia。色彩與肌膚、光影融合的效果像是一種對女人肉體禮讚的歌頌[6]。這很自然的女體，其實並不自然。它是模仿自Venus Pudica。但已截然不同於Boucher作品Diana at the bath。女人裸體，不再是獵物，而是獵人，猦取觀者的注視眼睛。巴黎改變，女人改變。
現代人的特性是好奇求新，並且對生活各方面都講求計劃與組織，如此以把握住、並且獲得科學與科技所帶來的好處。他們對周遭從不滿足，總是不斷地作新的打算，認為改進之外還可以改進。現代人拒絕命定論，傾向未來或現在，不回顧過去。這種特性在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男性已清晰可見，但是婦女呢 ?
對婦女而言，或是對男人而言，現代化不是一個自願的歷程，而是外來的力量，隨都市工業社會化的壓力而來，所以它首見在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改變上。中產階級婦女，比上層與下層社會婦女們，對這種歷程的壓力的反應，更為明顯。
現代化城市的的大問題是人口的擁擠與環境的污染。環境的改變對上下階層婦女的影響並不大，因為中產階級婦女則較為自由，他們常搬遷，由於流動性的頻繁使得許多人因此無法建立地緣上的關係。現代婦女因此與親戚的距離較遠，所以可以自由選擇餵奶與避孕方式、孩子人數。所以其生產自主性增高。宗教的影響也會愈來愈輕，也因為她們愈來愈世俗，所以觀念與生活方式會因為閱讀的讀物內容影響而改變。但也因此，迷惑，會添增焦慮。例如為如何保持身材，照顧肌膚、使自已永保青春而煩惱。所以在十九世紀，不少中產階級婦女患有不安的徵兆，為了尋求解脫而酗酒。很多雜誌也經常刊登如何醫治頭痛、失眠等一類的文章，藥物廣告更是琳琅滿目。
二十世紀之前，至1901年，巴黎市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職業婦女仍然是佣人，但這只是一條出路，她們會換職業，在新式商店內作店員，薪資較高、也可與外界接觸結識一些朋友。最讓人動心的是職業比較有尊嚴。到1914年時，英國已有五十萬婦女充任店員。
當婦女職業的多樣性與自主性提高之後，婦女對最群眾社會的重大衝擊就是婦女對選舉權的爭取。西方婦女想爭取平等社會地位的歷史，可追溯到十七世紀沙龍女主人的作為。英國直到1870年，“已婚婦女財產法”獲通過後，婦女才有權擁有自己的財產。接著有1897年英國的“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之組成。1903年有Pankhurst所組織的“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 [7]。
女性的自由與解放運動，有它的時代氣候。首先是奴隸的解放，先是1807年的“slave trade act”，大英帝國境內的廢除奴隸交易。再來是1833年的“slavery abolition act”。背後的努力者是Willian Wilberforce，有部電影Amazing Grace，就以此事件為背景。17與18世紀是最頻繁的奴隸運輸時期。估計有2000萬非洲奴隸被運輸。他們是船長與水手的所有物，所以他們可以對奴隸做任何的行為[8]。
Anti-slaver反奴隸運動的目擊者中，也有藝術家，如Turner。他在1840的作品"The Slave Ship" or “Slavers Throwing overboard the
Dead and Dying — Typhon coming on”[9]
這作品的背景是奴隸運輸法案的一件賠償案例。當船隻通過中間航道時(middle passage)，為求自保而把一群奴隸淹死的畫面。作畫靈感來自Zong Massacre of slaves，這畫並不是單純人權事件的聲張。1781年時的Zong號船大屠殺事件，其實就當時法庭的角度而言，它的法律爭議不在於它是屠殺非洲奴隸的事件，而是船主向貿易主要脅索賠的事件。與其說這作品是Turner為解放運動伸張正義，不如說是在法律無能的情形下，對基本人權的關懷。大自然對船隻的打擊，就是一種懲罰，懲罰船主與貿易主。近處的奴隸還戴著手銬，在海面漂浮。筆者相信，Turner在安排畫面情節時，他會認為隨水漂走，也算是放奴隸們一條生路。此畫目前收藏於波士頓美術館。這畫中景像的靈感來自James Thomson's The Seasons。
解放的象徵
自由車的普及，與社會解放自由的風氣，相互作用。
當自行車價格降低且變安全之後，十九世紀女性的自由變得具體化了。特別是在英國與美國。Freedom machine，自由車。美國人Susan Anthony在1896年的NEW YORK WORLD刊物中稱，沒有什麼可以像自由車如此讓女人覺得可以解放自已。它給女人自由與自足感。當我看到女人們在街上騎車，我是那麼地感到那麼地欣喜。
1895 Frances Willard，基督徒婦女節制聯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總裁，寫了一本書《How
I Learned to Ride the Bicycle》
。在書中，她稱讚腳踏車運動。並且為她命名“Gladys”，因為它使人欣喜的效果 "gladdening effect" 。同時，也是在這運動中，讓她有股政治上的樂觀主義，用腳踏車比方說： I would not waste my life in
friction when it could be turned into momentum."我不願意花時間在衝突上，如果我可以讓它平衡的話。
對於女性騎自由車的自由象徵，男性是生氣的。如劍橋大學學生會的男生會員就反對給予女性會員擁有全部權利的入會同意。就因為他們覺得女性會員在town square所懸掛的會章中有騎自由車的模樣。這些男性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騎自由車，絕不是單純交通工具的選擇，而是自由的象徵，不再被管控的象徵。而且他們能夠想見它將帶動其他的、陸陸續續的改革。
自由車與服裝改革
女性服飾的改良，時代背景是反奴隸意識(anti-slavery)與節制行動temperance movement[10]。
服裝改革的同時，也是新藝術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Art Nouvaux，新藝術運動的設計風格，取材於自然界的花梗、花蕾、枝葉、藤蔓、昆蟲鳥獸，以自由奔放與彎曲的線條來描繪有流動感與生命力的形態，這時十九世紀末期，對生命力生活有高度期待、對美好生活的景像有高度期待。該運動始自1887年，結束於一次大戰後[11]。英國，正是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1)，繼承工業革命的活力，受過教育的大量中產階級進一步進行服裝改革dress reform。因著女性解放運動的潮流，因為自由行帶來的活動力，服裝的改革是箭在弦上。
自由車風潮，打開了婦女看世界的視野。因為自由空間的增加，活動力的增加，服務需要改革。視野的解放，衣服也必須解放。最具體的象徵是連身內衣的發明。它象徵解放女性的腰部，由全身軀體來支持衣服的重量，不再是鎖在腰部的裙撐架。
這時的自由女性，因為騎車，而反對過去的緊身束腹corest與長及腳踝的長裙ankle-length skirts。1850年代，就開始由節制運動者Elizabeth Smith Miller所設計的燈籠褲，Bloomer再改良之，燈籠褲就稱為bloomers。但只有一些勇敢的人才會穿在街上[12]。Mrs Amelia Jenks Bloomer，19世紀時的美國俄亥俄州著名女子解放運動者，是婦女雜誌《百合花》的創辦者。1850年，提倡推行一套具有近東阿拉伯民族服裝風格的寬式上衣與燈籠褲。因此邁出現代服裝變革的重要一步。
Bloome夫人設計的服裝並未受到傳統美國婦女的歡迎，反而是介紹給歐洲婦女時，大受歡迎。英國的《笨拙畫報》、《倫敦插圖新聞》，積極予以宣傳，報導中將這種寬鬆式燈籠褲稱為bloomer，因此成為術語。女燈籠褲的流行，改變了女子穿褲不體面與不高雅之類的世俗評語。同時因為女子解放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社會活動，十九世紀60、70年代，騎自行車、網球、高爾夫球、射箭、滑雪的體育運動迅速興起，服裝的改良，讓許多婦女更有意願參加，之前的拖曳長裙不再適合戶外運動。婦女紛紛拋棄之前的束身蓬蓬裙，像是從男性陰謀中覺醒起來。十八世紀，甚至是十九世紀保守主義的身材與服裝的美感標準，其實是緊箍咒，不知不覺中約束住了婦女探索外在世界視野的行動。
這時，種種緊縮褲腳的燈籠式褲成為美感與自由兼具的最佳選擇，所以很快就普及起來。推廣之後，十九世紀末，Blommer夫人再根據騎自由車運動的特點與要求，設計了一套束腰，及膝長的寬大褲裙和短及腰身的夾克式、西裝大翻領、羊腿袖、束腰的騎車服，與騎車服配套的是有波狀胸飾的白補衫、硬帽平頂草帽、平底鞋。1895年，美國芝加哥的女教師甚至穿著燈籠褲在講台上授課，一時社會輿論嘩然[13]。
但這種提供自由的新款服飾，在英國產生影響力，並且導致了所謂的理性穿著運動rational dress，這是“理性穿著會”成立於1881年的倫敦的背景，“The Rational Dress Society”它的宗旨如下：理性穿著會，反對任何使身材畸型、自由活動、有礙健康的穿著。過重的裙子與高跟鞋、阻止手部運動的斗篷、裙撐架與任何醜陋的裙襯，也都反對。推崇與追尋有益於健康的、舒適的與美麗的衣服[14]。
u腳的自由 天足會
相對於理性穿著會rational dress society的主張，很像是民初時期的反纏足—天足會(1895~1906)。自清以來的朝廷，就是反對纏足，但無法貫徹。明末張獻忠入川，大刖婦女小腳，堆積成山，名曰「金蓮峰」。直接十九世紀，也是全球風氣使然，基於對女性人權的兼顧，1850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之亂，主張反纏足；康有為也撰寫有<戒纏足檄>。中國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後，纏足的風氣，才慢慢被揚棄，但真正絕跡要到1940與50年代。
纏足與辮髮是台灣社會根深柢固的風俗，日本統治時將其與鴉片同視為台灣社會三大陋習。然後，為免遽行禁革引起台人反感，所以採漸禁政策。透過教育與雜誌宣導放足斷髮。1899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的刺激，以及日本官民的鼓勵，台北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糾合紳商40人籌組台北天然足會，號召中上階層人民，帶頭示範。翌年正式成立，其後各地成立解纏會，定期召開大會。1915年甚至在保甲規約中，推行解纏足。並以1915年的6月17日始政紀念日為最後期限[15]。
黃玉階，字冥華。台中梧棲人，(1850~1918)，自幼追隨漢醫李清機研究醫術。1875年開始行醫，1882年遷居台北大稻程經營醬菜坊，獲利所得多以助人。清法戰爭期間，曾招募兵勇抵禦法軍，以功授五品軍功。1884年，台北一帶爆發霍亂，故自行研藥救人無數。日治時期投注心力於社會救濟與教化。1896年發生鼠疫，他建議總督府設人台人黑死病治療所，由漢醫擔任隔離，醫療工作，以減少台人對新式醫學的不信任。1898年獲頒紳章，1897年提倡斷髮放足運動。曾任大稻埕區長、大龍峒區長。1899年成立普願社宣講所，1908年提倡本島人宗教規則，開宗教整合之先聲[16]。
放足，就是一種婦女的解放。讓女性行動能夠自由，就是解放的普世意義。只不過，不同地區與時代，解放的形式與步調各有不同。共同之處是，解放是一個過程，不是結果。它的意義會持續不断被挖掘、重新與變成信念繼續鼓舞向前。
u自由車與休閒的自由
目前的自由車運動，通稱自行車。它變成一種愛地球的節能減碳行動，文化意義小於環保意義。當它結合美食觀光文化之後，更像是休閒活動的它，文化的意義更形單薄膚淺。或者是說，休聞的“自由感”，就是文化的內涵。就像婦女的自由，就是解放的文化內涵。如果說在過去，解放是自由的具體行動，在現代，休閒就是自由的具體行動。
工作
思想家提出工作是有用且必須的說法者，是因為他們認為工作可以提供一種滿足感。The usefulness and necessity of work is oft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ts satisfaction。黑格爾對工作的論述是頗理論化的，如同他在《現象學》中定義奴隸的工作就是服務。在《Philosophy of Right》書中則提到這些工作的社會形式必須嚴格落實。如此才能讓他所構思的工作倫理在工作者不是那麼自願的時候，還能夠繼續提供社會結構順轉的動力。工作這時，它很現實地說明，它不只是一種需要，因為涉及各種資源的緣故，還是一種必須被完成的過程[17]。以現代的社會形式來看social form，工作是一種與社會合作的行動。它是一個社會過程中，合理對個別工人施以終極高壓的理由。
從資方的立場來看，他們樂於見到上述那類的主張：“人必須工作，就像工蟻必須工作，那是一種本能”。樂於提倡：工作的積極意義是練習與發展技術與能量，進而開放出新的需求。黑格爾認為，人類的天性就是需求與自由感是不斷地成長與發展的。而“自由時刻的內涵是工作”，“天性的成長與自由的成長並不相稱”。。Weber稱有一種新教徒的禁慾道德觀ascetic morality，倡導工作是神賜的概念god-given duty認為休閒是懶惰；休閒與歡愉不是生活中的英雄事蹟。
相對於那些要逼出所有勞方工作能量的理論而言，休閒需求的滿足，不見得是那麼的負面意義，馬庫色解釋Marx的想法認為人的天性是需求與趨力，在真實個人性的被動願望與主動能量的轉化過程中生存著。物質的滿足會提升到較高的文化、能力的層面。主動的能量，即使不處於工作的狀態，也需要釋放，也就是對“自由空閒”的需求。
但是真正的自由，觸及的是一種積極性的、有開發可能性部份的天性。完全的工作，將缺少一種開創性的潛能[18]。所以，工作是必須的，但它不見得就得喪失自由。甚至它很需要潛在的自由為基礎。在筆者的認知中，這種自由的需求，就是管理自己時間—休閒時刻的需求。
秀拉作品1883<Bathing
at asnieres>，象徵對祥和世界的願望。秀拉作品背後工廠煙囪的高聳盛景，相對於前方男子與戲水者的悠閒，曬太陽、日光浴、戲水消暑這類無特殊目的的無所事事。活動作品共同呈現了工業革命發達後，工作之外，可資自己利用之時間—leisure，如何打發的態度。
以中產階段為例，在社會上，他們既非上層也非下層結構會結構。他們看待社會的態度，可分為諷剌類—如杜米埃與同期的一些漫畫家。另一種是夢想類，在繪畫表現上，他們會根據現實世界，加以去蕪存菁後變成像桃花源般的夢境。像是Paul Signac就1893年的作品<Au temps de harmonie>是模仿Pierre Puvis在1869年的作品。他的孫女為之陳述，黃金時期不在過去，而是在未來[19]，這是一種idyllic modernity。這類作品，反映出一種社會群眾的訊息，這個時代既然都已經愈來愈趨向美好了，也有愈來愈多餘的時間可以打發。相對於過去，或是那些得無時無刻為生活勞苦的下層階級民眾，休閒不就是一種高尚的象徵嗎 ?
高尚的休閒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顯然休閒才比較符合人的天性，如休息與睡眠。它是生理與身體的自然需求。現代人更需要工作之外的休閒。它不只是放鬆，而是完全與經濟不相關的行動activity unrelated to any economic goal，如興趣、手工藝、運動、再創、藝術性與社會性行動。休閒的早期發展，在前工業時代，像狩獵與聚集，並不能具體區分出它們的工作、文化與生活目的的相區分面相。Firth定義休閒：是一個整體的氣氛，勞動者出於個人意志籍由再創將工作多樣化的氣氛。如Sahlins看到tikopian的工作者發現，對他們而言work與ritural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它們都是依賴有滿足感的行為才能完成。那彷彿是一種公德的價值感，像是神在完成祂的工作一般[20]。
工業技術的進步，導致工時的減少。1850年每週七十工時，減少而1956年的每週41工時。
1863年，馬內作品草地上的午餐。他用他的眼睛看社會中的休聞活動，他用他的筆表達了他對活動的看法。圖中兩位中產階級穿著的男子是馬內的弟弟與妹夫。裸身女子，即名媛奧林匹亞。場景就是色情犯濫的布隆涅森林。畫面左下角的青娃，則是特種工作者的象徵，它的出現點出了即將在森林裏發生，或是已然發生的歡愉事件。相對於男士而言的休聞，對名媛而言是工作中。
經濟收入多，勞力付出少，就有多餘的時間從事休閒。工作的高尚與否，休閒活動的高尚與否，並非單純以道德或是社會教育標準去評断。它的依據，似乎也不見得在於社會階級，而是依據經濟收入的多少、空餘時間的多少去定位他的“階級”，然後他所處的環境就會提供符合他“階級”的服務，使他取得滿足。這可以對照前述的秀拉與馬內作品。
因此增加了休閒時間—leisure,
字源loisir(m)，法文“休閒”的原意，就是可自行運用的時間。以草地午餐(1863)為例，圖中男子自行運用時間的方式，實在不適合提倡，這正是馬內以他的價值觀判斷的一種反諷設計。
同時的英國，屬於維多利亞時期，當時提倡理性娛樂rational recreation與節制行動的概念。目的在提倡人們積極理性使用這些省出來的空閒時間，而不是懶惰或是酒吧酗酒，而是行動與創造力的象徵。將近150年的發展來看，娛樂甚至取代工作成為生活中的重要之事[21]。但對作者而言，後工業時代，休閒對許多有工作者是一種舒適，但也有很多的失業者，這時，休閒應當是一種接納自己生活方式的態度。生產行為，是人們生活充實感的基礎[22]。
休閒的交通工具
有了空閒之後，有空間嗎? 火車將都市與鄉村的空間整合起來之後，帶來了城市的擁擠、混亂與匆忙。除了流通的是人，也包含物資。交通便利之後，巴黎城裏的菜園、果園漸漸消失。更好品質的蔬果可以從更遠的地方新鮮送到。這啟發了集中市場的設計。外在空間整合的同時，內部空間也要更合理[23]。大道的興建，整合內部與火車站為中心的路網，公共馬車解決部份的交通擁擠問題。1850到1860，搭乘馬車人數就增加了三倍。這些交通工具，同時也是帶領人們出門利用空閒尋找空間的方式。火車在印象派畫家眼中，不只是火車，它們是進步時代的象徵，一方面象徵著工業與產業的進步，再方面也是工作之餘逃離城市的自由解放象徵。
但是火車旅行開始後，人們發現要在公共空間裏維持隱私性是很困難的。所以開始有分等、孤立車廂的設計，但是卻總有旅客被暗殺的事件發生。這使得杜米埃畫利用諷刺漫畫推崇三等車廂裏的安全性。雖然在那裏可能悶死人，但是不會被殺死[24]。一位大腹的中產階級大叔在車廂中對滿意的安全感發生微笑，對比於低階級乘客的茫然，顯得莫名其妙。自由車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是另一種可以驕傲四處遊走的座騎。
之所以自由車變成了休閒的選項，是因為在1853年6月塞納省省長奧斯曼的改造巴黎計劃中，有利用“開闢道路，挖掘港口，疏浚可通航的河流，完成運河及鐵路網的鋪設”整合空間的構想[25]。馬路鋪設的方式，是把石塊挖出，鋪上碎石路。便於四輪馬車行走。這直接造成後來自由車行駛的方便性。道路品質的改善，是自由車甚至是後來的汽車發展的前題。由於法國國土的平坦，加上為長距離公共馬車舖設的碎石路面，自由車被認為是都市生活者用以走向寬闊田園、呼吸新鮮空氣的工具。
論十九世紀的休閒風氣，不能忘記理性節制的力量。如同上述的高尚感，在英國則是維多利亞時期提倡的的理性娛樂概念。它啟發了中產階級組織了許多比賽，使得這時期英國在世界文化上的領導性貢獻，又多了一項[26]。1830年代的英國，像維多利亞時代前的英國，大眾的娛樂就是 noise and drink哥倆好的必然，然後造成混亂的局面收場，這不僅是有害健康的問題，也是社會問題[27]。1830年代約克夏Yorkshire，在工作完後的時間，只有兩種去處的選擇。一是教堂，二是alehouse。遺憾的是，酒屋長開，且隨時歡迎顧客停留，那裏充滿吸引力。在城市工作者眼中，裡面的豐富多樣性，讓他們可以逃離現實工作與生活，大方揮霍屬於自己的leisure自由時間—這就是pub。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提供城市的貧窮者一個充滿溫暖、光明與社會化滿足感的地方。在pub裏，不只有酒精，還有一種理性rationality，這種人群之間的對話關係[28]。
它的背景，是因為工業革命的速度與效率，新市鎮的建設，往往沒有遠見，以致於沒有空間與時間可提供百姓發展出休閒。就像英國在1829年時期的足球賽，像是打架，並沒有足夠的規則。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人評論英國人，認為他們都患了超時工作的病。這正是維多利亞時代，希望英國保留住積極工作的慣性，但不願過度解放的自由導致國力衰退而主張理性娛樂的背景，聰明的她想出有規則性的競賽，這種競賽般的休閒活動有效平衡上述的顧慮，同時也提供休閒的積極感[29]。
休閒活動，變得具體、振奮與存在。popular recreation有一種反彈力resilient與生命力vitality[30]。這種理性、積極性的改變，可以用法國自由車與休閒活動之間關係的演變為例，它從單純的休閒發展成突破狹窄競技場的比賽[31]，它象徵自由視野的解放。最早的自由車比賽是1868年，在“奧利維爾olivier兄弟巴黎二輪車商會”支持下舉辦的比賽。距離只有1200公尺。1869年就有巴黎到里昂之間123公里的道路賽。這次的競賽的是法國第一個運動雜誌《自行車畫刊 le velocipede illustre》一個名叫Richard Lesdlide的人。這些比賽是製造業者、廣告收益、競賽支出、銷售量的考量之下設計的比賽。1891年，出現了巴黎到布列斯特Brest之間的道路賽。舉辦者是創辦法國第一體育報的Pierre Giffard，報名就叫做《Le Velo》。副標是<運動的新聞>，這報紙的最大資助者就是將放在裙撐架中的鋼絲變成輪輪鋼絲的標緻公司Peugeot。1903年，才再由新聞業者推出環法自由車賽Tour de France。環法賽，不只是比賽，不只是自由車活動，全長約3200公里的競賽，是理性娛樂的結果，它反射了全民生產之生命力與國力。它其實早在一開始比賽的1903年之前[32]，自由視野的解放開始，就已然蘊釀它的誕生。
結論
如同Weber主張新教徒的禁慾道德觀ascetic morality，倡導工作是神賜的概念god-given duty認為休閒是懶惰。他認為工作之於休閒，不應該是空閒之於懶惰。Leiseur應該是recreation。就像Tour de France，它的意義在於突破競技場，自由地開創新路線、新視野。Recreation是一種真正的自由，觸及的是一種積極性的、有開發可能性部份的天性。筆者認為，完全工作，將缺少一種開創性(creation)的潛能[33]。根據這種思維，自由車，提供一種解放的視野，它其實不是隨便打發空餘時間的leisure，而是天性的再開創，一種有方向、不會燒盡的自由能量。就像維多利亞時期主張的理性娛樂rational recreation。
自由車，不僅是一種交通工具，本身就是一種解放。像是另一種的放足，對腳的解放。自由車活動，它曾經是一種leisure，但它更是一種高尚的recreation。它是時代、工業技術演化的必然產物，但卻也啟發了時代。筆者愛稱腳踏車為自由車，因為它不僅解放了女性(female emancipation)的視野、也解放了穿著，同時也解放了時代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