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石綱案(下)
宋徽宗花石綱在宋代東京研究中的文化意義
前言
本文是為筆者花石綱案之下篇，上篇探討徽宗與蘇軾共同的愛石喜好。蘇軾歿於徽宗朝，但是終其當朝，其文集書版並不能逃避消燬的命運。徽宗則是在一群隻手遮天的奸臣掌控之下，落實他個人之自然主義喜好，興造泉石園林。但時機之不適與手段之過度，讓宋朔命運亟亟可危。不論是溢美討好之辭或是真有天助，宋京因有盛德而物阜民豐的繁榮景像，就要走入歷史。花石綱案，在這種過程中的角色為何? 為徽宗所寵之親信近臣又居何種角色? 這便是本文中的研究重點。筆者的文脈是先說明艮嶽之興建與花石綱的關係。然後宋東京的機能(汴京)提供了什麼樣的便利性，讓它的成就一蹴輝煌。接著剖析幾位歷史人物在其中的角色，最後點出其文化意義。
正文
一， 花石綱與艮嶽的榮華
花石綱與艮嶽的興建
徽宗在位26年(1100~1125)，歿於1135年[1]。
1101年，以修景靈西宮，命人下蘇湖二州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為日後花石綱之先聲[2]。
崇寧四年(1105)，使朱勉置應奉局於平江，搜刮南方奇花異石，作為京師公私造園之用[3]。
艮嶽， 位於北宋汴京城的東北。始建於政和七年(1117)，相傳宋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上言。京城六東北隅，地葉堪輿，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宋徽宗聽信道士之言，遂在京城東北隅增築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為喜，由是崇尚道教，土木之工興矣。因八卦屬於艮位，所以稱艮嶽[4]。
當年宋徽宗命戶部侍郎孟揆，於東京汴梁(河南開封)景龍山側築土山，模仿浙江餘杭鳳凰山構築假山，名為萬歲山。故而艮嶽又名壽山艮嶽。徽宗令宦者梁師成董其事，時有朱(面力)者，廣求天下奇花異木，太湖靈璧以及珍禽異獸佳果文竹之類以進，號花石綱。山周圍十餘里，分東西二峰，最高峰九十尺。以在都城之艮方(東北方)，故名艮嶽。宣和四年徽宗自為艮嶽記。後易名為壽嶽。都人稱為萬壽山[5]。
宣和四年宋徽宗《艮嶽記》
按圖度地，…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仇池之深淵，…芙蓉之諸山，取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壞、移批把橙柚…之木，金蛾玉羞…之草；不以土 地之，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以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隙，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其下種梅以萬數…。有屋外方內園，如半月，是名書館。中立四顧，則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力所為者，此舉其梗概焉[6]。
宣和五年(1123)，朱(面力)自太湖得數丈石，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水門數月乃至京城，因當年初得燕地，故稱石賜號為“昭功敷慶神運石”，以其福氣之故[7]。
於宣和六年(1124)，因產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峰，徽宗以為是吉兆，故改名為壽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門。故亦號陽華宮。
自政和至靖康積累十餘年，四方花竹架石悉聚於斯樓台亭館。其榮華終結於靖康之難[8]。
著作有，宋徽宗自為《艮嶽記》，曲川僧人視秀，於靖康元年1127年著作《華陽宮記》。南宋張淏《艮嶽記》[9]。
艮嶽的配制、內容與設計
花石綱是新黨蔡京見徽宗極好玩石，他就讓心腹在南方不惜代價廣搜奇石的計劃。他們為求一石跋山涉水，挖墳掘墓，拆人庭院。總有大石運京不便，沿途就徵用民船，拆橋毀路[10]。
花石綱所提供的石料不只用在艮嶽。在其他的東京園林中也都有取用。如延福宮，后苑，瓊林苑等地植南花奇石。相關之官員的私人園林也用花石綱石興建起來。花石的運送，從徽宗即位之初，發展至政和年間，其經是變成一支龐大的運輸船隊。石材的源頭來自兩淮、二浙、福建、二廣、四、山東與湖南等地區。
萬壽山艮嶽：
政和七年始於上清寶錄宮之東作萬歲山。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雍雍亭。北直絳霄樓。山之西有藥寮、有西莊、有巢雲亭、有白龍片、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亭曰極目、曰蕭森。右復有亭，曰麗雲。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真觀。寰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台、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亙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杪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昌盍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11]
艮嶽內的山石源於各地。搜集的過程中，品味也不斷改變與提昇。經過匠人加工，其美觀又更超出自然之外。最初，徽宗喜歡靈璧石，但又嫌其只有一面。又取太湖石。但又石粗。又取衢州常山縣石，以其青潤，可置幾案，號為巧石。以將大者疊為山嶺。衢州常山石為艮岳只要石源。太湖石，則是運輸方便。吳興石匠取石之前各備圖為譜。運方法是南先以腋泥實填孔洞，以麻筋混土裹住。方便運送且保險不壞。待就位後以水沖之即可復原。到了政和七年，為這些應奉之物，造船2400艘。後來蔡、王兩人爭寵。王自設“應奉司”。甚至奪商船、糧綱船作為運輸之用[12]。
除了石頭，艮嶽還可見來自兩淮、二浙、福建、二廣、四、山東與湖南等地區的異果，各種珍木竹藤與奇花異草、葯材與糧食作物，可視為一個規模龐大的植物園。還設有來儀局，主管園內珍禽奇獸。它既是皇家園林，也是一個有豐富動植物面相的生態園區。
艮嶽的植物種植有不同分區，有梅區、有藥用植物區。宋徽宗《艮嶽記》中提到這樣子天造地設的佈排設計，其實也有模擬宋朝大國風土的氣派：
…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壞、移批把橙柚…之木，金蛾玉羞…之草；不以土地之，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以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隙，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其下種梅以萬數…。中立四顧，則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崖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力所為者，此舉其梗概焉[13]。
這種納天下奇物氣派的工程，不僅吸引各地奇物的進貢，也吸引各地奇人至汴京獻藝。例如善架接配種之專人。園中各地的奇異品種，提供實驗的條件，讓大家可以從事配種實驗。如蜀人劉幻就曾經在艮嶽御苑中配種出一株五色芍藥的奇術：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日劉幻。自言其術與常人異，徽宗令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枝幹十已截去七入，驚詰之，皆所為也。呼而罵責，將加杖。劉笑日，官人無憂。…正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一本五色，芍藥牡丹，姿態百種。…嘆其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14]。
除了奇術，艮岳也有奇景機關的設計。如有雄黃洞可防蛇。有盧甘石，逢天陰時，可以營造雲霧。並有油絹袋，可供收取天然雲霧之用，待徽宗來，釋放之，有煙嵐效果。又有藏冰屋，冬季藏冰，夏日避暑[15]。
綜觀上述對艮嶽風光的描述，各地花石的蒐集佈置與培養以及各種奇巧的設計。艮嶽設計者的理念顯然除了讓它可以展現包容四境奇物—從小園中見大國的效果之外，還精巧地設計了各種摸擬自然天象的機關。設計者信是有其參大自然造化“神謀化力”的能耐。
對觀賞者來說，艮嶽，不僅是現實大國氣派的縮影，也是個自然主義愛好者的植物實驗園區。它達到的效果是讓遊歷者雖在平阜中，卻不覺坦蕩；在陶醉於大國氣度之餘，可以從咫尺石泉中想見千里山水。這種“神遊”奇效，正是徽宗式的道家興趣。
徽宗因為道家信仰之故，採信了道士的風水造園計劃。在豐嗣的期待之下，蔡王一派又使之綜合上位者愛好花石的自然興趣。如此艮嶽的設計架構，在當時宋代圖畫院的寫生風氣下，提供的是豐富的描繪對象。不論是四境奇花異草或是珍禽異獸，都曾是畫師們競相表現的主題。同時，畫師們亦展現他們對虛擬山水的體會，將“神遊”的經歷，畫成山水情境。設計者在園中造雲造霧，畫師們造山造水，其實是殊途同歸。而設計者的機關，提供畫師神遊的助力。畫師的最終目的則是轉譯神遊成為歸真反璞的自然實境。這個由實(假山假石)轉虛(神遊山水)，再轉實(寫實主義的山水畫境)的過程，設計者與畫師是合作無間的。
二， 艮嶽與花石綱榮華的幾項條件
(一) 汴京的地理位置與水運
宋都汴京，自古以來就是適合漁獵與農耕之地。自隋代鑿通濟渠開始，即有開發。因黃河與汴水關係，成為交通樞紐。不過其地位受到重視，得等到唐末因為“王室藩屏”的作用才有真正的建設。直到唐玄宗曾孫德宗德中二年(781)重築汴州城，規模宏大。汴河直通城內。唐憲宗貞元十四年(798)始建有東西水門，除了鞏固安全的作用：汴州河水自中注厥…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弊…神應祥，福五穀，稔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16]，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於此是有治水之始。晚唐時期，汴州與汴河成為全國之運輸之中轉，地位非常重要。開封因此成為錢、帛、鹽、鐵的轉運站[17]。
至於開封建都，始自後梁。後梁朱溫以開封為東都。後晉石敬瑭則變洛陽以開封為都，以其交通便利、雄踞中原之故。天福三年(938)建都之後，後漢、後周皆以此地為都[18]。
宋繼後周以開封為都。不同於以往的是，這次定都，是由亂變治的開始。宋治的開始，有異於五代的亂。雖皆為開封為都，但後晉代後唐為朔之時，契丹大軍在開封“打草谷”，景像淒慘。後周代後漢為朔之時，開封被劫十天，城景頓成白地一空。五代兵變惡習頻繁，宋代周立之時，卻無劫略之習。故是由亂變治之始[19]。也因為開封富庶實力，故而屢挫屢奮。簡言其定都之優勢在於交通漕運、政治地理、歷史建城之王氣與在德不在險的定都方略。
汴京有四河以通漕運：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汴河所漕最多，於是在961年，宋太祖建隆二年開始，調發丁夫數萬人，引導閔水從新鄭，達壽春。終與蔡水合，蔡水即惠民河，貫通京師。向南可達陳(河南淮陽)、潁(安徽阜陽)，可通達淮右漕運。二月，又調發丁夫三萬人，疏通五丈河(即廣濟河)，自都城北達曹(山東荷澤)、濟(山東巨野)、鄆(山東東平)，可通達東方之漕運[20]。
艮嶽造園的成就，需要許多條件。除了上述讓它繁榮的花石內容之外，最首要的條件，莫過於宋代汴京的交通。以1101年景靈西宮園林所需的四千六百枚湖石為例，若非汴京交通的四通八達，豈可辦到。
汴河
汴河也就是隋煬帝時所開鑿的通濟渠，在隋大業年間完成。雖然它的興造，是可歌可泣的，但它的功率甚高，後世自唐以後，深蒙其利。可以疏通黃河淮河水道。至唐朝，改為廣濟渠[21]。負擔了長途與負重的角色。有唐皮日休作《汴河銘》：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普哉! 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22]
這是京城的命脈，年輸來自東南境江淮浙湖一帶米糧達六百萬石。
汴河 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榮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渠。廣四十步，渠傍皆築御道，樹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有上水門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始淤塞。《山川考》[23]。
汴河運輸了民生所需與奢侈品。其重要性致使當局設官“都水監”管理[24]，一防決溢二為發揮更大的運輸效能。它甚至為求運輸重型物品，而控制渠道水位達六尺之深[25]。
其深淺有度，置官以司之。每年自春及冬，常於河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准。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物眾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汴京遺跡志》卷六[26]。
不過，實際上汴河在通運上，並不能常保平安。宋仁宗時期，治水任務就是京師大事。偏偏分析泛濫的原因，卻是京師權豪侵佔水岸。為保障水路的通暢，1023年天聖元年之詔為徹察糾舉：凡權豪邸第官，覆厭占庇，填淤不同，開封府察舉之[27]。
五丈河
五丈河在京城北區，功能也大同小異。宋太宗時期名曰廣濟渠，負責運輸京師以東區域之米糧。水門以咸豐、善利為名，其富傲國勢之情頗深。
五文河 唐武后延載元年，引汴水入白溝接注湛渠以通曹濟兗鄆之賦ㄝ因闊五丈故名。唐末湮廢，後周顯德四年修復。至宋太宗改名廣濟。歲漕東北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入京師。…漕運水門三，上曰咸豐，下曰善利，南曰末順元初淤塞[28]。
不論是汴河或是五丈河，到了元代都相繼淤塞。在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可以看到汴水、城濠兩岸普遍種植的大柳樹[29]。它可發揮穩固堤岸的作用：太祖二年春…，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30]。在《東京夢華錄》中提到城外的護城河。這部份在圖與錄中可以交叉對照，城濠曰護龍河，闊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31]。
四通八達的水運系統，以汴河、五丈河為例，曾經在有效的管理泛濫與清濬措施之下，運能達到最高峰。只有在運能發揮的情況之下，才能造就宋徽宗時期花石綱的盛況。1105年乙酉年宋徽崇寧四年，宋徽宗趙佶喜好花石，宦官童貫推薦蘇州人朱面力領蘇州應奉局，進貢浙中一帶珍花奇石，號曰花石綱。深達六尺，五丈寬(15公尺)甚至是四十步寬(28公尺)的運河水道，數干枚的湖石讓舳艣相銜於淮水[32]。在石渠寶笈三編的《清明上河圖》題記詩中，描敘汴京二十門五漕運能全開的情景。不過，花石綱與艮嶽，成之者在漕與門。敗之者也在漕與門。為跨耀大國氣派的艮嶽花石綱案，竟也成壓垮帝國經濟的最後稻草。
峨峨城闕舊梁都，二十通門五漕渠。何事東南最闐溢。江淮財利走舟車。車轂人肩困擊磨。珠簾十里沸笙歌。而今遺老空垂涕。猶恨宣和與政和(宋之奢靡，易宣政間尤甚。京師得復比豐沛，根本之謀度漢高。不念遠方民力病。都門花石日千艘(晚宋花石之運，來自此門)[33]。
(二)汴京的富庶
汴京，即今日之開封，在後周世宗顯德二年詔立為都。宋因周制為都的汴京，作為全國二十四路之首[34]，又經由交通成就，集中國四境財富於一身。見多識廣的品味，讓這裏有頗為重口味的休閒文化。特徵是上下一氣，雅俗共賞。
綵樓歡門
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繪有三座綵樓歡門。因為交通便利與商業活動興盛，來自各地的遊客與旅者集中在此。酒樓與食堂滿足這些人客的飲食需求。為求招徠顧客，故有採樓店招。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稱到：凡京酒店 門首皆縛綵樓歡門。近裏門面窗戶，皆朱綠裝飾，謂之歡門[35]
歡門原本是京外地區民俗，為節慶之故所搭綵棚。後來流傳到京師，分為內外兩重。外重稱為綵樓，亦稱為乞巧樓，是一種結燈棚架。在《東京夢華錄》卷六<正月>中稱到：正月一日年節，州北封岳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綵棚[36]。內重則有窗戶，用紅緣色紙帛裝飾。有最好的招搖效果。
遊園與造園的休閒文化
汴京，為京師所在。皇家大興園林，如艮嶽、瓊林苑與金明池。皇家園林在每年春季開放，讓市民可以入園參觀。園內還表演百戲，准許買賣，盛況空前。不僅有園林風光，還有水戲。遊人甚至可以租賃船隻，游盪池中，也可以買牌垂釣。甚至池邊有廚房，可即時烹飪活魚[37]。
園林是城市建設的垂要組成部份，它既是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場所，也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重史舞台。貴族富人們建造自已的私人花園頗為普遍。情趣各異的園林建設，匯合成東京園林的諸重特色。東京成為一座園林特別發達的花園之城。《楓窗小牘》汴中園囿亦以名勝當時…內有芳林園、同樂園、馬季良園，其他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38]。
汴京人本有探春習俗，《東京夢華錄》中有述每春日，市民賞春氣息致使百里之內園囿，人潮交織，無有閒地的盛況：
收燈華，都人爭出城探春…。州西北元有庶人園，有創台，流杯亭榭數處，放人賞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并無閒地[39]。
不論是皇家園林，亦或是私人園林，其自然主義的品味一致，都需要奇石作為造園佈景，如靜淵庄。它是真宗年間李遵勗所有，即萬壽長公主駙馬。其庄東有空地造園：
悉疏為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庄[40]。
…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41]。
其花石規模，一如艮嶽縮影。而私人園林中，搭花石綱順風車而蓄養奇石之尤者是蔡京家園林與王黼園林。蔡京家園第數處，城西蔡太師園者，是一座別墅式園林。蔡京常住的宅第，則在內城城濠邊，徽宗可以直接乘著船抵達。因在河邊，其西園即是因花石綱案拆民宅後併入者。而花石綱案中的一部份花石也來到此。後來金兵來犯，守將李綱為阻金兵順水路入侵，故毀蔡京宅湖石阻河道[42]。
除了蔡京，還有王黼園林。他們兩人同時花石綱運奇石計劃與構思者。《秀水閑居錄》：窮極華侈，壘奇石為山，高十餘丈，便坐二十餘處，種種不同[43]。連徽宗到王黼宅，目睹第內堂奧輝煌，尚且不免發出驚嘆之語。堂閣張設，寶玩山石，模擬宮禁。喟然嘆曰：此不快活耶![44]。
從園林的角度來看，上自皇室達官的養園風氣，下至市民的遊園習俗讓造園的工程成為上層人士競逐社會地位名聲的手段。而市民百姓樂得享受這種富貴風氣。但因此，造園用的花石材料必需源源不絕，運輸花石的漕船與人力縴夫也必需常續不輟。當北宋財政實力因捐外、軍費與冗員等問題瀕臨崩潰之時，材料與運能之取得正是花石綱案中最脆弱的兩個環節。
三， 花石綱案
(一)花石綱的典故與人物背景
花石綱，是艮嶽工程的奇石、物資、民力與船運總動員的代名詞。當時的背景是北宋末新舊黨爭暫告一段落。徽宗朝，新黨蔡京一派取得執政優勢之時，是上自蔡京，下至宦人童貫、梁師成等皆與上位者親熟之時刻。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宋政府貶舊黨韓忠彥任大知府，任新黨蔡京為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禁舊黨司馬光等子孫留京都，定司馬光文彥博等117人為奸黨，由宋徽宗趙佶親書其名，刻石為碑，立於端禮門[45]。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22人，待制以上官蘇軾35人，餘官秦觀等48人及內臣8人、武臣4人等其罪狀，謂之奸党。立元祐黨籍碑[46]。
1103年徽宗又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來、晁補之、秦觀、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唐鑒》、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與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版，皆焚毀[47]。
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宋政府再定奸黨司馬光等306人名單[48]，頒發州縣，刻石立碑。重定元祐、元符黨籍及上書邪著者，合為一籍為309人，刻石朝堂[49]。
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宋政府毀奸黨碑，除奸黨之禁。
蘇軾
蘇軾在黨爭過程中，時有重任，但最終還是被埋沒在打壓中。即使是死後，他的文章書版仍然受到全面禁止發行甚至是毀版的待遇，不論是在地方或是在京師皆然。雖然徽宗在1106年下詔毀碑除奸黨之禁，至遲在1123，蘇軾已經辭世的22年之後，他的文集卻還得接受毀版的命運。
宣和五年(1123)七月十三日中書省言：勘會福建等路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等。詔令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以違製論。印造及出賣者與同罪著。為令見印賣文集，在京令開封府毀板。出自《宋會要輯本》卷165<刑法>2[50]。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蘇軾文章雖被禁絕，但民間百姓卻自有其因應之道：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土人竊攜東坡集出城，為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況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吳費袞《梁谿漫志》卷7[51]。
從1106年到1123年之間，過長的清算讓蘇軾代表的文人清流在隱隱滋長。掌權者也唯恐累己，默許清流滋長的事實。話雖如此，他卻和禁絕他作品最劇的徽宗有著愛石的共同興趣。蘇氏偏愛小石，做有《怪石供》上下集、《詠怪石》以及其他養石供石經驗的詩文數十篇，或娓娓述來搜石經過，或是寄託怪石微觀山水以奇想體驗；徽宗也愛石，造有艮嶽皇家名園，奇巧的設計讓觀者可以寄託道家式的奇想自然主義。想必徽宗對蘇軾在文人愛石習性領域的代表性也是有所知悉的。歸因於蔡京與蘇軾的勢不兩立，兩人的愛石癖好也得分割。
梁師成
梁師成，北宋末年宦官，死於1126年。政和年間開始得到徽宗寵信，以太監身份名列進士。受徽宗之囑董事艮嶽[52]。並與書吏模仿徽宗筆法假造詔令。並稱自己為蘇軾之子，即使當時天下禁絕傳誦蘇軾文章。但也因梁師成受皇帝親信之地位，蘇文才有流通的機會。梁深知徽宗喜好書畫。故總以獻畫為人作中，賣官求榮。被為隱相。時稱為六賊之一。六賊為蔡京、朱面力、王黼、李彥、童貫。最後在欽宗任內，終因醜事畢露，在放逐過程中死於暗算[53]。
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謗。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民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 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54]。
梁師成與花石綱案艮嶽之間的關係比較屬於受囑總理規劃。在所謂的六賊中，算是比較有文化修養的了。能寫一手可亂真的瘦金體，曾經待過書藝局，自比為一代翰墨。最為人所樂道的是他自稱是蘇軾的庶子。他倒是為蘇氏直言喊冤，不避上位者毀版禁讀令。提醒並反問蘇氏何罪以致於如此待遇。如史書所言，蘇軾之文因此稍有流通。其實，就愛石風氣來說，重點不在於梁氏為蘇氏美言多少，而在於蔡蘇兩人的結怨以致於徽宗必需捨其所慕。終因梁氏直言，徽宗也順理成章地替蘇氏鬆綁。
童貫
童貫(1054~1126)，北宋宦宮。出自李憲門下，初任供奉官，在杭州為徽宗搜刮書畫珍寶，與蔡京勾結互相推舉。兩人一唱一和促成朱面力進貢江南一帶湖石，規劃花石綱漕運工程。蔡京當上丞相而童貫亦得以到西北監軍，接著又被提提升為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開了許多太監任官的先例。掌握兵機達二十年，甚至掌樞密院事，權傾一時。當花石綱案造成民亂時，也是童貫任“宣撫制置使”以軟硬並施的策略平定之。軟在於假詔將廢應奉局，應奉局即總理採花石運花石事務之臨時編組單位。硬在於貫領秦晉蕃漢兵生擒民亂首領並殺賊無數。唯民亂平後，花石綱依舊在、應奉局復行運作如昔。北宋末年，被封為六賊之一，時人稱蔡京為公相，童貫為婆相。並流傳“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的民謠[55]。
只是，雖民意對童貫之操守反彈如此，但蔡京所主導之《宣和畫譜》編著，其中所提及之童貫則是多有恭唯，與民間認知有著極大的差異：
內臣童貫字道輔，京師人。性簡重寡言而御下寬厚有度量能容。喜慍不形于色。然能節制兵戎，率有紀律父湜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殼輩往往資給于家，以供其所需。貫侍其父，獨取其尤者，有得于妙處，胸次磅礡間發其祕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遊戲，作山林泉石，隨意點綴，興盡則止。人有收去者，往往復取而壞之。左右每因其興來揮毫落墨，時或在退紙背或於斷幅間乃亟藏之不復出，皆以為珍玩也。故因其少而尤貴之。大抵命思瀟灑落筆簡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習而非求合取悅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四于分布，燦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為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於規畫，不期乎能而能耶。貫於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與夫西鄙。拔城而俘戫，夷醜體貌，鎮重不嚴而威，凡進退賞罰，初不見運動之跡。故莫得以窺之，貫獨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至號為著，腳赦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惠以及物也，其如出處勳庸，自有正史詳載，此得以略也。今貫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今御府所藏四。 窠石四。[56]
朱勉
朱勉，蘇州大戶，是蘇州應奉局之主事者。朱氏，父朱沖。沖狡猾有小智慧。其崛起頗傳奇。朱氏本微賤，卻巧遇異人而得藥方。沖以藥方療人而人服之輒癒，因此遠近馳名而家得富有。然後在蘇州往來，開始家道昇華。蔡京因為建蘇州僧寺，得沖之資助而相識相交。沖並以其子勉結識內府。入童貫軍籍而皆得官。蔡京知徽宗頗垂意花石，交勉語其父私意進貢浙中之珍異。如此珍異深受徽宗喜愛，因此沖勉年年加貢花石。至政和中期，發展至劇，一時之間舳艣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搜集蘇地奇石，如取囊中物。每每數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為奇卉異植物園林。朱勉後累官至防禦使。一時間，東南地方刺史與郡守多出其門。花石綱，朱氏甚至變本加厲於蘇市中之孫老橋詔稱橋側土地歸屬於他，任其豪奪，而民莫可奈何。雖終因花石綱案暫時下台，但終得上垂愛而復行故事。地方勢力之大，或稱東南小朝廷，作威作福，與蔡童王等，同為宋末六賊之一：
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其勢力之大，流毒州群二十年。至宣和二年，方臘兵起，以誅朱勉為名意。童貫出帥上承上旨，盡罷花木進奉，帝黜勉父子弟在職者之後，民大稅。只是寇平之後，朱復其志。官至秘閣至殿學士。時稱東南小朝廷。後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朱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後流放衡州韶州循州後遣使斬之[57]。
方臘
方臘，反花石綱之起義者，屬浙江建德，古睦州青溪人。能以左道誘人惑眾。青溪，自初唐以來就有天子基業之傳說，睦州又以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而稱富於一方。也因此，青溪社會存在一種貧富階級差異對立的狀態。崇寧年間，吳中地方有朱氏應奉局的花石擾。方臘因不忍而陰聚貧乏游手好閒之徒。於宣和二年十月，起而為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設置官吏，率將師起義。並以布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分為六等。兵雖無弓矢，但臘以鬼神詭秘事煽動之。或利誘或威脅，一時之間聚眾至數萬。起義的結果，當年的十一月即攻陷睦歙二州，十二月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而走，縱火六日，死者不可數。凡官吏為暴民所擄者，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或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只是警訊傳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因此凶陷日熾，各地方山賊響應合黨，東南因此大震。至此，徽宗始為大驚，乃遣童貫為宣撫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南去。且諭童貫使作詔罷應奉局。軟硬兼施的策略，終於在三年四月，生擒方臘[58]。
(二)花石綱的擾民
皇家園林之所需以及私人園木趁花石綱之便挾帶的奇石，讓運能開到最大。一時之間，船首與船尾相連的陣仗綿延不絕。舟楫相繼，日夜不絕。走漕運補給的花石綱工程需靠著通暢的水路才能成功，唯歷年來的汴河淤塞與權豪佔水岸的問題與不公平現象之外，民眾還得植柳抵稅。此擾民其一也。擾民之二為官府調用糧船與縴夫，使得以交通運能自誇的宋代，反而出現漕船與米糧調度失調的情形，船長與運工皆因為超時服役而怨聲載道。
擾民其三在於，各地都有因為進貢奇石而壞城毀郭之事。甚至權豪強佔民宅，只為奪取花石。雖後來稍有限制，但仍是默許朱勉蔡攸等人入貢，凡六載而成[59]。
擾民其四在於，若應奉局得知孰家藏有奇石，無論如何必是佔為官府所有。若它可以即拆即搬，省時又有效。若是過於巨大，就會有兵卒用黃封條作為記。若不及搬走者，便使兵卒看守之，來日再取。若終無法搬出，則拆屋拆牆，勢必取之。當時甚至是家中若有一物一石者，皆可能被視為是不祥之兆。甚至，怪石在江湖中者，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60]。
擾民其五在於，當民力與漕船被徵調，河道被花石綱船隊佔用之後，物資無法順利送達京師。終因餉付不足與運貢綱船不足，造成船主船夫倚勢貪橫情況嚴重，蔡京才開始擔心。…。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舵師倚勢貪橫[61]。京師富庶開始動搖。
綜上所言，民眾百姓苦不堪言，民怨四起，故有宣和二年的花石綱之禍而動搖國本。源起於蔡童等人討好上位，舉貢各地花石。朱勉求個人富貴與結黨逢迎，劫略各地。起義者，睦州民方臘及其部眾兵。止亂者，童貫。徽宗也因為擾民太甚，乃禁用糧綱船、禁伐塚毀室、禁用黃帕蒙人園囿花石，結果為時已晚且執迷不悟。朱氏應奉局暫時停工，一時之間，江南民大悅。只方臘被擒遭斬後，朱氏復職，花石綱依然[62]。
(三)花石綱與艮嶽的落幕
北宋末年，宋徽宗一華的生甘極端腐朽糜爛，花石綱之役與艮嶽的建造，勞民傷財，直接導致方臘起義。雖然起義弭平，但寵信奸臣的皇帝無知也無力在蔡京一派以下把持的朝政中力挽狂瀾。花石綱案成為後代洞悉宋末朝政腐敗的窗。無內政後盾的外交政策，蔡童一派的聯金滅遼，也早為金人所看穿。這些因素直接導致同年的靖康之難。
宣和七年，1125年，徽宗禪位。年底欽宗即位，隔年是為靖康元年。宋室處於空前的外患內憂之間。外患是金遼滅之後，宋京的富庶因為宋室的孱弱，成為金人的理想劫掠對象。內憂是京城六賊。新人李綱掌政與太學生示威的情形之下，欽宗誅逐六賊，也准李綱強勢抗金。
政月七日，金兵的攻勢來到韓愈所稱的西水門“水門為邦之郛”，四船數十，順汴而下，李綱親自督軍，以投石方式將船砸沉。為了加固工事，又命人將蔡京家裏的花園山石搬來固城[63]。
後因種師道與李綱守城盡心，合作無間，金兵且退。既退，宋廷卻鬥爭依舊，又起新舊之爭，李綱以主戰之罪，遭貶逐江西。金兵因此二次來犯。宋室之昏昧有一首東京人《十不管》俚歌可見一般：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64]。元年十二月，金兵破城，原本激昂之民情，同仇敵愾。終因欽宗之投降而被出賣。全城物資短缺恐亟，軍民凍餒，欽宗令入艮嶽。任便樵采，臺榭宮室，為之一空[65]。
命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投之汴河，聽其所之。折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籬，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之以宴衛士[66]。
欽宗的一紙詔令，艮嶽化為烏有。從政和七年(1117)到靖康元年(1126)年，它不過繁榮了9個年頭，而終於衰敗。艮嶽，在金兵攻打開封時被毀，有些湖石在那時被金兵運到燕京。今天北京北海公園的湖石便是部份來自那裏[67]。北海公園之萬歲山。金代以來，元、明、清都有重修。它一直以來都是宮苑禁地[68]。
除了北京的萬歲山，蘇州的留園也有宋艮嶽奇石的收藏。它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外，是明嘉靖時太僕寺卿徐時泰的東園。後雖歷經太平天國之亂，仍然保持完整，分為東西南北四區。東區立有蘇州古典園林中規模最大的湖石廳。主景是“冠雲峰”。高有5點6公尺，是湖石之冠，相傳正是宋花石綱舊物。南端的林泉耆碩之館，是觀賞冠雲峰的最佳觀賞點[69]。
四，從東京的榮華來看花石綱幕起幕落的意義
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中提到，他在徽宗崇寧二年開始定居京師時，驚豔於京城的太平富庶。百姓習於太平日子，從上到下，一切按步就班。兒童小子，以習鼓練舞為樂，即使是頭髮斑白之老人，亦早忘懷干戈。一幅安和模樣：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世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技巧則驚人耳目。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謂不然…[70]。
花石綱，加分且註解了京城的繁華。《汴州嘉禾嘉瓜疏》中稱讚上位者之盛德感動於天，故物富民豐：
稱德至地則嘉禾生，伏惟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71]。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正是在花石綱案之前的汴京[72]。其繁榮景像可與《東京夢華錄》對照來看。圖中可見百姓依民間習俗轎插柳枝上塚掃墓祭祖的情形。回溯汴京建城的經過，後周世宗顯德三年，為開封另建外城。有城市規劃的概念，將城市的界限推往新城外的七里處。將墳墓安排於彼。然後在之內劃分軍營、街巷、倉場與諸司公署，接著才聽民築室[73]。清明家出上墳增新土，攜牲禮拜墓謂之拜掃。攜酒郊遊，小兒放風鳶號曰踏青[74]。往上墳方向的郊遊踏青，自是再出城外七里。
圖中的大河，即汴河，也就是隋建之通濟渠，從崇寧年間開始的起運花石，也是從此渠進入，供養於京師內數十處之公私園林。圖中還可以看到都水監為止氾濫，課民種植之榆柳樹。當然，傳說中阻礙水道的蔡京別墅自是不見畫於圖中。再上溯開封府遺跡的虹橋至東水門，它即是靖康年間，金兵二犯時，抵禦週旋最力之處。對向之西水門，李綱守城之時也發揮極大之功效。
《清明上河圖》的完成，應該是在宣和年間。因花石案，汴河已是慘不忍睹。如此圖，應有粉飾太平之效。與諸臣《艮嶽記》歌功頌德之作無異。靖康之難時，金人大批劫掠宋室收藏，宣和朝之收藏，不論見喜於徽宗蔡京與否，悉攜至金京。如徽宗朝中遭毀版尤烈之蘇黃文章，最受金廷歡迎。因投降之故，指名索要之蘇黃文章不足之版，開封府得支撥現錢收購而後貢獻金廷。《清》圖，亦屬上貢金廷之列，圖上有金人題記，補記作者張擇端原為宋徽宗圖畫院中畫師。只是張擇端之名，卻未見錄於宣和畫譜中，彷彿蘇黃不入宣和書譜道理。至於受蔡童一派控制之徽宗美學工程，或可思考主事者排除異己習性的面相。
圖之工妙入神，論者已備。吳文定公訝宣和畫譜不載張擇端。而未著其說。近閱書譜，乃始得之，著宣和書畫譜之作，專於蔡京，如東坡山谷。譜皆不載，二公持正。京所深惡耳。擇端在當時，必亦非附蔡氏者，畫譜之不載擇端，猶書譜之不載蘇黃也。小人之忌嫉人，無所不至如此。不然則擇端之藝其著於譜成之後。喜靖甲申二月望日，長洲陸完書。鈐印三。陳湖，青泉白石。吳郡陸氏[75]
不論是政治或是文化，徽宗的美學工程不僅帶有偏見與諂媚附會，而且也過度地揮壑國本、勞民傷財，如花石綱艮嶽。其結果自是民怨四起，更遺憾的是上位者受到擺佈蒙蔽。不幾年，四海珍奇不再，一片凋弊，令人不勝唏噓。終因盛德耗盡而難撥亂反正，結果內憂與外患紛至，北宋加速滅亡。艮嶽的風光不過九年。
結論
不論是讀文獻《宋史》、《古今圖書集成》<開封府部>、《東京夢華錄》，或是看畫《清明上河圖》，讀者們的共同體會是汴京一片富庶繁榮的景像。北宋自太視始至欽宗靖康之難，前後有將近160年。太平日久的休閒文化、交通便利下的見多識廣與商業活動頻繁興盛的情景信是為真。寫實主義的《清明上河圖》沒有畫出來的是當時汴京因花石綱所受之苦。只是運河同一條，時間同一點，艮嶽同一個，不同的是它既繁榮也痛苦。從自然主義的面相來看，它有國家國勢宣傳的效果。就市民休閒風氣來看，每年固年時間的開放，也讓百姓感受大國氣度。就徽宗的道家信仰來看，它提供一個神遊的基地。就畫院畫師的角度來看，也則是一個奇想山水創作靈感之寄託。對蔡京一派來說，它則是結黨營派的結果，也是討好上位者之諂媚之作。對漕民來說，它卻是一個無底的勞役。對湖工漁民而言，則是一個不可能的痛苦任務。對黎民百姓來說，它象徵的是一種壓榨與強取豪奪。對宋財政來說，它是個危機。對京師的米糧命脈說，它是個捨本逐末的傷害。如此複雜的糾葛，讓花石綱案成為加速北宋滅亡的關鍵事件。雖然，最後方臘之亂已平、六賊或除或逐，宋室仍難逃靖康之難，經過劫掠的汴京，其風光也永遠成為絕響。
[1] 年號：建中靖國1101年。崇寧元年1102。大觀元年1107年。政和元年1111年。重和元年1118。宣和元年1119年。文見：柏陽《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上冊。台北，晨光出版社，1986。頁228。
[2] 文見：《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張羽孔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355。
[3] 文見：《中文大辭源》四冊。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2626。
[4] 文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83。
[5] 文見：《中文大辭源》三冊。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2607。
[6] 文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85。
[7] 文見：《宋史—地理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二冊。卷八十五。台北，藝文出版社，頁1040。
[8] 文見：《宋史—地理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二冊。卷八十五。台北，藝文出版社，頁1041。
[9] 文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83。
[10] 文見：《中國國家地理》雜誌，38期，2004年7月號。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91。
[11] 文見：《宋史》乾隆四年校刊本。卷二。台北，藝文出版社。頁1040。
[12]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510。
[13] 文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85。
[14] 明李濂《汴京奇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57。
[15]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516。
[16] 文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82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藝文考>。頁1167。
[17]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9。
[18]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14。
[19]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19。
[20] 文見：《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張羽孔主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90。
[21] 渠上，築有虹橋。以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鑊，宛如長虹文見：鄭振鐸《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36。
[22] 文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82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部藝文考>。頁1167。
[23] 文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71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山川考>。頁1065。
[24] 文見：《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台北，藝文印書館重印版冊二。頁1132。
[25] 文見：《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台北，藝文印書館重印版冊二。頁1138。
[26] 文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71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山川考>。頁1065。
[27] 原文見：鄭壽彭《宋代開封府研究》台北，續資治通鑑長編，1980。頁101。
[28] 文見：鄭振鐸《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37。
[29] 文見：鄭振鐸《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37。
[30] 文見：《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台北，藝文印書館重印版冊二。頁1138。
[31] 文見：鄭振鐸《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36。
[32] 文見：柏陽《中國歷史年表》下冊。台北，晨光出版社，1990。頁928。
[33] 文見：鄭振鐸《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41。
[34] 文見：《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台北，藝文印書館重印版冊二。頁1038。
[35] 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二。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1661。
[36] 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三。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2444。
[37] 文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90。
[38]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88。
[39]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89。
[40]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90。
[41]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90。
[42]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92。
[43]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92。
[44]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93。
[45] 文見：柏陽《中國歷史年表》下冊。台北，晨光出版社，1990。頁928。
[46] 文見：《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張羽孔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356。
[47] 文見：《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張羽孔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358。
[48] 文見：柏陽《中國歷史年表》下冊。台北，晨光出版社，1990。頁928。
[49] 文見：《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張羽孔編。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358。
[50] 文見：鄭壽彭《宋代開封府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頁548。
[51] 文見：鄭壽彭《宋代開封府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頁548。
[52] 文見：《中文大辭源》三冊。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2607。
[53] 文見：《中國歷代太監傳》杜婉言杜子明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133。
[54] 文見：《宋史》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七冊。卷四六八。台北，藝文出版社，頁5637。
[55] 文見：《中國歷代太監傳》杜婉言杜子明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127。
[56] 文見：宋《宣和畫譜》台北，世界書局，1974。頁324。
[57] 文見：《宋史》<朱面力列傳>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七冊。卷四七○。台北，藝文出版社，頁5636。
[58] 文見：《宋史》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七冊。卷四六八。台北，藝文出版社，頁5636。
[59] 文見：孟亞男《中國園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87。
[60] 文見：《宋史》<朱面力列傳>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七冊。卷四七○。台北，藝文出版社，頁5636。
[61] 文見：《宋史》<朱面力列傳>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七冊。卷四七○。台北，藝文出版社，頁5636。
[62] 文見：柏陽《中國歷史年表》下冊。台北，晨光出版社，1990。頁933。
[63]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648。
[64] 不管太原(金兵圍太原)，卻管太學(鎮壓太學生)；不管防秋(金兵秋季攻勢)，卻管春秋(太學中原被王安石捨去之春秋課程。這本是新舊黨爭議題)；不管炮石(原李綱防衛京師，所造炮台。後陷為金兵所有作為攻汴之用)，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入金為質)，卻管舒王(王安石封舒王)；不管燕山(不收復北方土地)，卻管聶山(投降派代表)；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太學教師)；不管二太子(原指金軍太子帥幹離不)，卻管立太子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654。
[65] 參閱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三。袁(耿/衣)楓窗小牘七。宋史地理志—京城文見：《中文大辭源》三冊。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2607。
[66] 文見：《宋史—地理志》乾隆四年武英殿版。二冊。卷八十五。台北，藝文出版社，頁1041。
[67] 文見：《中國巨匠—趟佶》台北，錦繡出版社，1995。頁6。
[68] 文見：《中文大辭源》四冊。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2684。
[69] 文見：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3。頁176。
[70]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82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藝文考>。頁1169。
[71]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82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藝文考>。頁1167。
[72] 文見：鄭振鐸<清明上河圖的研究>《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35。
[73] 文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15。
[74] 清明，指時節；上河，指上塚。文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378卷-開封府部彙考-開封府風俗考>。頁1127。
[75] 文見：鄭振鐸《鄭振鐸美術文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