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學興起的關鍵時刻—1798至1868年
姜昌明
關鍵字
拿破崙 埃及遠征軍 羅塞塔石碑(Rosette Stone) Denon Champollion
前言：
希羅多德(Hérodote)在西元前450年寫的《歷史》第二卷中，記載著他所經歷與理解的埃及。其中，頗為後世所不解的埃及習俗，讓讀者對這個像謎一般的國度有著程度不一的聯想與猜疑。直到解開象形文的神祕之後，《歷史》與其他文獻中的埃及情節才漸漸地被驗証與理解[1]。
本篇論文是就埃及學萌芽發展的關鍵70年：1798年—拿破崙的埃及遠征軍佔領埃及，到1868年—Champollion的埃及考察隊成果報告準備出版之間的70年作分析。從同時也是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極度動盪的70年中，去體會埃及學(egyptology)在萌芽發展的過程中、Champollion破解象形文字的過程中[2]，是如何地有驚無險。
正文：
壹、1798至1852法國簡史
1799年的執政政府。1789年至1799年是法國大革命後，最動盪的混亂十年。在征埃及戰役之後，拿破崙(1769~1821)在1799年擔任法國執政政府的第一執政。他有權任命部長、將軍、文官、地方行政官與國家參政院委員[3]。
1804年，拿破崙成立帝國。因顧慮陰謀份子倒台，拿破崙借用公投方式，百分之九十九有效公民同意其稱帝，並由當時的教皇庇護七世遠道巴黎來為之加冕[4]。他隨即恢復了大革命時摧翻掉的機構與制度。同年公布《拿破崙法典》，其精神—拿破崙式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隨著橫掃歐洲的法軍傳遍十九世紀的各地。稱帝以後的十年，他仍然陸續出兵。這勢如破竹的威風結束於1814年的萊比鍚戰役，拿破崙並於同年退位。雖然自許為法國大革命精神化身的拿破崙於1815年復辟，終因滑鐵盧戰敗而真正退位，被流放到Saint Helena島，並歿於1821年。
1815年拿破崙被放逐之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歿於1824)、查理十世復辟。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之弟(Comte de Provence)是一位由舊王權份子擁戴的傀儡國王，執政至1824年。執政初期，他保持中庸穩健的行政風格，晚期則是轉向極端的保守主義。查理十世是路易十八之弟(Comte d’Artois)，是極端的保守派皇族，革命期間率領流亡貴族反抗共和政府。即位後，通過《賠償法》，恢復貴族與教會在革命期間的各種損失[5]。
1830年資產階級興起，“七月革命”的結果，擁戴路易腓力繼位。路易腓力，是自由主義份子，原是奧爾良公爵(Louis Philippe, duc d‘Orléans)。在推翻波旁王朝的計劃成功之後，自由派取代共和派，取代了貴族勢力的統治，統治了法國18年。在統治期間，其治國政策是尊天主教但不獨尊之、抑君權提高民權的參與、降低選舉權年限至25歲等等。自稱為“法國人的國王”，而非“法國國王”。他也被稱為是資產階級的國王(Le roi bourgeois)”[6]，似乎只有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精英份子才享受得到他的政績[7]。在他的執政之後，社會上興起了一種新階級“有產者men of property”，貴族與教士的地位相對受到打擊。
在他1830年即位到1848年被推翻之前，資本主義與工業化有了明顯的成長。法國所擁有的蒸汽機數量從600具增長為4853具。新興階級的成長，造就了工業化的時勢。工業化造成的社會問題，開啟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與論辯，如聖西蒙與傅立葉[8]。
1848年的第二共和。保守派的民族主義，約瑟芬的姪子路易拿破崙(拿破崙弟之子)上台，建立第二共和。1848年全歐洲的保守主義革命風氣波及到了法國，以前失勢的既得利益者支持他，以其為首組成政黨。後來他被推選為制憲委員。雖然他個人的名聲並不為人所普知，但挾“拿破崙”血統的信服力，在復辟君王與七月王朝的平庸之後、在1836年拿破崙“凱旋門”建成之後、追念拿破崙傳說的氣氛當中，“拿破崙氏”滿足了當時法國人對偉大民族信仰的寄託，因此當選總統。
1852年，建立第二帝國。經過四年，路易拿破崙的總統任期已屆，但他的憲法理念與人民對偉大法國的期待尚未落實。在這時機，他利用公民投案改變國體。在750萬票通過，25萬票反對的情形之下，改制稱帝。他繼位為法國皇帝，自封為拿破崙三世[9]。二帝國時期，政府致力於經濟的拓展。以鐵路的發展為例，1852年時全國鐵路里程僅有3868公里。到1870年時，已增為16887公里。1853年時，還任命都市設計家Haussmann擔任Prefect of the Seine，從事巴黎市更新計劃主持人。計劃結束後，不僅首都美化了，同時也消除了治安死角，有助於掃蕩暴亂份子[10]。帝國政權最後是結束在普法戰爭(1870)的失敗。
在不過70年的時間裏，法國政體的掌權者從動盪不安的執政政府換成保守派、拿破崙派、共和派與貴族派；政治思想的價值也在自由主義、共和主義、民族主義之間擺盪變換。政權的高頻率變換，讓他們的文化政策選擇也是瞬息萬變。接下來，筆者就上述背景來理解埃及學發展的歷程。
貳，埃及學萌芽茁壯的七十年
一，1798年
拿破崙擔任執政官時期，為阻斷宿敵英國通往印度之路的咽喉，組織埃及遠征軍，派兵至埃及。1798年5月，遠征軍挾400餘艘戰艦，官兵約三萬八千名，各式火炮一百門壯盛出發。同行還有一批學者，其中有150多位國家研究院學者加入。為了這些研究院院士的隨行風險，他們被安排分乘十七艘船隻。這些學者有天文學家、土木工程學家、素描家、語言學家、東方學家、畫家、詩人、音樂家。其中有藝術家兼雕刻師Denon，後來主持編寫了官方版的埃及調查報告《埃及記述》。不過，在歐洲仍視埃及文如天書的時代裏，沒有証據証明這一群學者是有計劃地了解埃及。但可肯定的是，當這些學者帶回一批批的文字稿、數千張素描回到法國之後，法國的埃及熱是很狂熱地展開[11]。在這之前，羅馬帝國統治埃及時，象形文字已漸失傳。基督教文明進入埃及之後，又規定不能興建異教神廟。縱使最後一個標有年份的象形銘文石碑，是鐫了“西元394年”年份，最後，象形文字還是變得沒有人能夠解讀。遠征軍即使已經到了金字塔底時，大家對埃及仍是普遍無知。筆者相信拿破崙當時為鼓舞士兵士氣而說到“四千年的歷史正在俯視你們”的豪語時，心境產生共鳴的人們，應該只有少數。
只是勝利的法埃“埃及之役”背後卻是失敗的英法“阿布吉爾之役”。守在外海的法國海軍全部遭到同年八月才趕到的英國軍隊擊沉。不過，即使如此，同年八月下旬，拿破崙依然在開羅成立“埃及藝術與科學研究院”，在院裏設有數學、物理學、政治經濟學、文學與藝術四部門。這是法國在埃及境內無數次戰役的死傷狼狽背後，仍頗受到肯定的建樹。其中有小自然史博物館一座、會議室、農業實驗區、化學實驗室、圖書館、觀測台、印刷廠、動物園與植物園。院中有許多礦物學與考古學方面的收藏品。他們的工作一開始就是多學科齊下的方式，研究醫院的建構、下水道體系、防治傳染病、郵政、灌溉計劃。
遠征軍的學者來到埃及之後，才發現埃及的銘文古蹟是那麼偉大，1799年3月遠征軍已溯至尼羅河上游。以當時的素描畫家Denon與水利工程師共同研究建築結構並將亞斯萬、底比斯、Luxor、Kanark國王谷地方的神廟畫下來。安全的顧慮讓他們必須隨部隊行動，缺少補給。物資不足的他們只好用鉛彈熔灌在蘆葦桿中做成鉛筆使用。
1799年7月，這些文物得到更高規格的注意，遠征軍直接成立兩個考察團由Jean-Baptise Fourier帶隊往上埃及勘查[12]。就在同時，一名正在興建堡壘的工兵軍官在尼羅河出海口發現羅塞塔石碑(Rosette Stone)。這塊石碑，高1.2公尺0.75公噸。是以三種文字刻成。上層是埃及象形文字，中層是僧侶體埃及文，下層是希臘文。紀錄上說的是196BC，3月16日孟斐斯祭司所撰寫的敕令。用以記述托勤密五世(204BC~180BC)的即位慶典細節，使用三種文字紀錄之。在它被運送到開羅之後，馬上被拓印、鑄模與素描。在研究院方認為有此碑對解開埃及象形文字是大有信心的同時，它也就成為當時極重要的古物。
1799年8月，拿破崙因得知法國貴族有意趁征埃及法軍陷入泥淖之窘況機會復辟，故悄悄回國。當時同行回國的還有Denon等幾位學者。至於留在埃及的遠征軍殘部與將領因無法接受拿破崙已回法國的事實，最後與英軍簽下協約。法國對埃及的統治只到1801年[13]。這些學者只帶走所有的紀錄與蒐集品，其他重要的文物，包含羅塞塔石碑(Rosette Stone)，共五十噸則是全歸英國所有，於1802年運抵英國[14]。
回國之後的拿破崙隨即在11月發動政變，組織執政政府，被封為第一執政。Denon 則在1802年將自己的速寫作品製版，出版了《下埃及與上埃及之旅》這本插畫書。結果掀起了歐洲的埃及熱，僅在十九世紀前後便翻印了四十次，以不同語言出版。但對學界影響至鉅的埃及學研究則是官方集結出版的《埃及記述》，歷任三位主編，自1809年開始至1828年才出版完成。
這場從戰役開始的文明洗禮，也影響了拿破崙。他稱帝時的帝國國徽，便是捨去波旁王朝以來的百合花，採用的是埃及的蜜蜂圖徽。埃及法老王cartouche[15]中，蜜蜂象徵的是下埃及，上埃及的象徵是紙莎草。法老王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就是“擁有上下埃及、紙莎草與蜜蜂的男人”。然後搭配星辰、月桂枝葉做為帝國國徽，意指“神君”[16]，自然有其(拿氏)自比為帝國神君的意味。
二，1808年
破解埃及文的Jean-Français Champollion於1790年誕生於中法Figeac。支持他、保護他且教育他的Jacques-Joseph是Jean-Français的兄長，後來擔任了路易腓力時代(1830~1848)的皇家圖書館管理員。
1803年，Jacques-Joseph與遠征軍考察團Jean-Baptise Fourier結識，兩人在出版《埃及記述》的任務上曾經合作。因兄長的工作與人際關係，埃及、羅塞塔石碑等話題對Jean-Français Champollion來說，不會是新鮮事。這背景導致他開始投入且決志投入更多的心力在它上頭[17]。
1804年，Jean-Français Champollion就讀於拿破崙新政下之“寄宿公學”。雖無法接受制式教育，但同年(14歲)已能自編其生平第一部著作《從希伯來詞形變化論巨人傳說》[18]。然後利用自修的義大利語與英語編纂《東方地理學辭典》，其目的原本只是要解心中的聖經疑惑。從聖經摩西五經的時間背景推測，摩西母語應該是埃及文。解惑之前得先解開意義成謎的埃及文，這成為年幼的他想要讀懂它的潛在動機[19]。這時的著作有《論波斯岡比西斯國王征服之前的埃及地名》。1807年，Champollion自公學中畢業，以其語言天賦獲准進入格勒諾勃學院，成為最年輕的院士。
1808年，Champollion前往巴黎就讀法蘭西學院、東方語言學院，獲准進入皇家圖書館閱讀[20]。親眼得見羅塞塔石碑拓本之後，無形中鼓勵了他的埃及象形文字研究。為此，他拜德薩西、朗格雷等老師學習許多相對冷門的東方語言。如希伯來語、科普特語、古敘利亞語、阿拉伯語。這些老師都成為他後來破解埃及文的恩師與朋友。德薩西，是最早開始研究羅塞塔石碑的東方語言學者[21]。整個巴黎的氣氛，正濡沐在拿破崙的榮光中，加上劫掠自各國的藝術品，Champollion享受著對這些藝術古物的研究之便，而且也得以與當初的遠征軍學者前輩有認識與共事機會。因拿破崙之故，巴黎儼然成為全歐洲的文化、學術中心的地位直到滑鐵盧戰敗時法政府歸還這些藝術品之前[22]。只是官方《埃及記述》出版計劃的內容仍被視為是機密，以致於這些資料對Champollion的俾益有限[23]。
三，1809年
1809年，埃及委員會開始編寫出版《埃及紀述》，它前後經歷三任主編才完成。它是一套內容包含有六卷古代文物學術論文集、十卷現代國家政體和六卷自然歷史的大部書[24]。由於資料過鉅，直至1828年所有卷冊才出版完成。
這一年(1809)Jean-Français Champollion發表了《法老王統治下的埃及》導論，其時機與內容都不夠理想。至1814年，拿破崙兵敗前，Champollion的埃及研究工作因為教職是否能夠維持、帝國軍隊的徵兵、學界的爾虞我詐與長官的心存嫌隙等問題而困滯沒有進度[25]。1814年，路易十八即位，Champollion的《法老王統治上的埃及》才終於出版。
1815年，拿破崙復辟，Champollion兄弟下錯賭注，支持復辟政權。百日之後，滑鐵盧戰敗，兩兄弟命運未卜。1816年兩人之工作與教職均遭撤除並被流放回故鄉—中法Figeac。
1818年，Champollion發表《在羅塞塔石碑上的幾個象形文字》。1819年，回到格勒諾勃擔任公學(當時已改制為皇家學院)教職。但因為反對路易十八晚期極端保守主義政策的政治立場，於1821年格城暴動中被捕受審。雖無罪開釋，但失意的他決定要離開這裡[26]。
1821年，對埃及古物不甚注意與珍惜的土耳其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縱容各國領事在埃及境內古物的劫略。運到歐洲的一批批的古物也喚起人們更加注意埃及且提供了破解埃及文的新線索，例如來菲拉島的Cleopetra方尖碑。它讓英法語言學家同時發現了象形文字的表音系統。而Champollion則更明確地指出埃及是在遭到希臘人攻擊之後，才有將埃及文純作表音符號的狀況[27]。藉由這些表音字母的指示，Champollion認出了Rameses, Thouthmes(Thouthmosis)等法老王姓名。古希臘人用希臘語所記載的人物才開始與埃及《歷史》有了對應，更有助於字意的確認。
四，1822年
Champollion在銘文學會發表《致達西耶先生的信》，公開他發現的埃及文表音與表義系統，加上限定詞，意思可以解讀出來的技巧。他因此聲名大噪。他認定埃及文有24個字母常用，也就是常用來拼寫外國人姓名的字母。萬一沒有可利用的字母，組合的子音也可模擬出近似的音。他以此為基礎，開始建立法老王名譜，它同時也是埃及歷史研究的基礎[28]。
Champollion 在1823年出版《埃及諸神》與準備出版《古埃及象形文體系摘要》。顯然，Champollion版的象形文字體系解讀法已經成熟。但為求考驗體系的適用性，他主動開始尋找散佈在歐洲各地的象形文字，所以萌生了義大利之行。想親眼看看由法國駐埃及領事德洛唯蒂所搜藏的埃及文物(收藏於杜林的埃及博物館)[29]。他計劃透過送書給國王(路易十八)來得到一點旅費的資助。《摘要》一書經由轉介，得到國王肯定並且獲得經費協助，終於在1824年出版且義大利之行成行。當時的《摘要》也曾贈送給還只是公爵身份的路易腓力，因為他與他們兩兄弟都是亞洲學會的創會會員，非常賞識Champollion，稱他是：
發現象形文字字母表如此出色的成就，不僅是發現寫它的學者的光榮，也是國家的榮耀，看到有個法國人，開始破解這些所有現代人都急切想知道其意涵的象徵，人人無不感到驕傲[30]。
有了錢，Champollion 利用時間在前往義大利之前，先去了英國目睹羅塞塔石碑[31]的真蹟，當時是1824年。
1824年，他到義大利，看到了德洛維蒂收藏的埃及文物。讀到不知名的國王、奇怪的葬禮、外交信函、古埃及老百姓所寫的信件資料。在這裏也有雙語對照的(希臘語、通俗語)“凱撒里翁石碑”；滯義期間，他又認出30多位法老王姓名；也首先發現紙莎草紙卷《亡靈書》；也發現並解讀出《杜林國王名冊》。那是拉美西斯二世時的紙莎草紙文獻，其中列有大約300名法老姓名與其在位時間[32]。看到它們，這位非常有自信的埃及學語言學家的最大感觸是與其假手他人失準的複製品與手抄本，不如直接檢視真蹟古物。
1825年，他到羅馬，為當地教廷、大使領事們研究埃及收藏品與書寫研究報告。也研究早在1500年之前由多位羅馬皇帝所攜回的方尖碑；也重新研究在梵蒂岡境內，原本是被拿破崙劫略而後又歸還之的埃及文物。也因此他發現了傳抄銘文的各種錯誤。
同時，英國埃及領事索爾特的收藏在義大利也待價而沽，這位文物販子在1822年已經賣了一批寶物給大英博物館。Champollion非常積極地勸說希望法國買下它們，但卻因為他在杜林的研究內容讓他在推銷的過程中，受到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反對。因為國王名冊的研究結果，威脅到了聖經年表的神聖地位[33]。
1826年，Champollion又回到義大利，受查理十世之托，買了索爾特埃及文物。
五，1826年
Champollion返回巴黎，受查理十世之託，為其國王博物館籌立埃及文物部門，也出任這個部門的主任。因為他能閱讀象形文字，所以最能適切地為這些文物分類。接近權力核心之後的他，得知法國駐埃及領事德洛維蒂極力遊說政府，在埃及文物被破壞殆盡之前，儘快組隊研究紀錄。當然也推銷他自己的收藏希望政府買去。一因當時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éhémet Ali)一心要發展經濟，並認定國家的繁榮得靠棉花與蔗糖。二因為加工廠的興建需要經費、設備與材料，神廟成了最好的建材與經費來源。埃及文物因此危在旦夕[34]。Champollion想這是個關鍵時刻，到埃及考察，一方面是心疼那些文物，再方面也可以親自到埃及神廟去檢驗自已的象形文字翻譯法。
經過兩年，博物館與考查隊的事務讓Champollion焦頭爛額。1828年，終於Champollion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組織考查隊到埃及搶救文物。1828年7月31日，在拿破崙埃及遠征軍出發的三十年後，也出發到埃及法了。
1828年，《埃及記述》最後一卷出版的同時，Champollion帶領各領域研究人員對照《記述》的內容檢驗每一件古物與古蹟。未料行程中最大的變數竟是法國領事德洛維蒂，他是有私心、且銷售古物的既得利益者。
因為Champollion能閱讀象形文字，所以也只有他能夠檢驗西元前三世紀的埃及歷史學家兼高級祭司曼內托的希臘文著作《埃及史》，也因此讓他有強烈証據認為聖經年表的錯誤[35]。
循著Denon的足跡，考察隊一路往上游前進。到了亞斯萬、阿布辛比、瓦迪哈勒法後折返，順尼羅河而下，又經菲萊、底比斯。並命名了當地的國王谷。也確認了拉美西斯四世墓。也就是後來卡特重新測量正名之後，發現了圖坦卡門墓的地方。發現之時與破解象形文字正好滿一百年。
後來也因某法老王的陰性字尾發現一名女法老—哈特謝普蘇特。並以其對Luxor方尖碑的研究與訂正《記述》中的錯誤，他建議法國以30萬法朗買下它。
1829年年底，Champollion上書阿里《為埃及文物之保管呈送總督之報告》。回到法國，但是健康狀況很不理想。1830年，在百般周折後，受選為銘文與文學學會會員。同年，支持Champollion研究埃及工作的傅立葉去世。
1830年，七月革命，路易腓力上台。武裝暴民卻劫掠查理十世的國王博物館。埃及文物部份損失慘重。
1831年，國王敕令Champollion擔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在大學講授的第一堂課大綱：解釋古埃及語—科普特語文法的法則，闡述神聖書寫體的整個體系，同時說明象形文與僧侶體所常用的語法形式。但最後，只講了兩堂課，便因為說話困難而未再開課。
六，1832年
Champollion因急性痛風過世[36]。Jacques-Joseph 在1835至1845年，為其弟出版《埃及和努比亞文物》套書。
六．1836年
埃及熱的效應，Champollion死後，埃及風更受重視。《古埃及語文法書》自1836年開始出版，歷時五年出齊。全名《古埃及語文法書，或用以表現口語的神聖埃及文書寫法通則》也出版。當年的Luxor方尖碑也真的在1836年由法國政府買下，並立於協和廣場。Jacques-Joseph後來又為其弟編輯出版《古埃及象形文字字典》，1841年至1844年。
Champollion死後，它的《埃及考察報告》準備陸續整理出版。但求精確的史學態度，也為檢驗某些缺漏之處，法國政府在後來1838年再派考察隊前往埃及。
考察報告因為1848年的革命而中斷。因為路易腓力的緣故，屬於國王人馬的Jacques-Joseph 的工作與身份都被罷黜。等到拿破崙三世稱帝後，才得到平反，最後在1867年過世。1868年重新再啟動出版工作之後，全部的出版是到1889年才完成。
1804年，Jean-Français Champollion就讀於拿破崙新政下之“寄宿公學”。他必須接受一律平等的制式教育。
一群知識份子卻因為拿破崙開啟的埃及熱而結合。1803年，Jacques-Joseph與遠征軍考察團的Jean-Baptise Fourier結識，官方出版《埃及記述》的任務很艱鉅，參與其中的有識之士形成一種特殊的“埃及人”集團，即使當時還沒有誰能夠看懂從埃及帶回來的那些象形文字碑銘，甚至連是否抄錯也無人能察覺。但這氣氛激發了Champollion的埃及興趣，而且學生時代的他在巴黎求學時，享受的也正是這股拿破崙建立的歐洲文化核心的光榮感。
也難怪在1815年，拿破崙復辟時，Champollion兄弟下了賭注，支持復辟政權。百日之後，滑鐵盧戰敗，兩兄弟命運未卜。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們是下錯注了。結果，1816年，兩人的工作與教職都被撤除並被流放回故鄉。
狼狽的Champollion 回到故鄉，破解象形文字的雄心全熄了。1819年，回到格勒諾勃，勉強謀得公學(當時已改制為皇家學院)的教職。卻又因為反對路易十八晚期極端保守主義政策的政治立場，在1821年參與格城的暴動後被捕受審。
不知是福是禍，1821年，土耳其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縱容各國領事在埃及境內劫略古物，一批批運到歐洲古物再度喚起大家的興趣與注目，同時也提供了Champollion更多破解埃及文的新線索與靈感。
1822年，皇天不負苦心人。破解了象形文字的Champollion同時也時來運轉。當初反對路易十八的他，如今得到來自路易十八的資助，到義大利去進一步考察。當初他所反對的極端保守主義政策，1824年之後，由查理十世繼承。新國王甚至在1826年提供Champollion羅浮宮的一翼成立埃及博物館。新國王也聽Champollion之勸，一批一批買進這些文物充實了他的國王博物館。甚至資助他在1828年再一次到埃及作考察。
遺憾的是，回國之後的Champollion，帶回一身病痛。1830年，因為七月革命，最支持他的國王下台，武裝暴民卻劫掠查理十世的國王博物館。埃及文物部份損失慘重。上台的路易腓力，竟是曾與Champollion兄弟同事的亞洲學會會員。
1832年，Champollion過世，他的兄長Jacques-Joseph擔任了路易腓力時代(1830~1848)的皇家圖書館管理員，為他的弟弟出版埃及字典與文法書。同樣又因為政治立場問題，1848年，路易拿破崙上台時，他遭到罷黜。雖然後來也是得到平反，但Champollion親至埃及考察的報告書完全出版已是法國大革命滿一百週年之時。
統治者與統治者的立場在70年的時間內不斷改變，但埃及學卻愈來愈茁壯。在這歷史之流中，我們不易去找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貴族或是資產階級，與支持埃及學研究態度之間的邏輯與關連。是Champollion的機智、博學、自信、鍥而不捨與熱誠，突破俗事的糾葛，給了我們埃及學的面貌。
為紀念這位語言學家，他的名字被用來命名街道、命名博物館、廣場、學校與立方尖碑，甚至連月球上的環形山丘都用了它。紀念他為埃及文重啟天日的貢獻。
結語：
從象形文字之謎解開的那天開始，埃及文書不再是天書。擁有閱讀能力的Champollion成了歐洲眾多埃及文物收藏玩家爭相邀請並為之解謎。解開文字之後，文物販子、文物的破壞者、傳抄版本文件的謬誤、官方版《記述》的會誤、Champollion版象形文字破解法是否能夠屢試不爽，只有靠他親自去一趟埃及考察才得到解決。拖著重病的他，考察無誤之後，文法書與字典問世。埃及這個被遺忘的文明才又被尋找回來。在解題的過程中，在位者改變頻率極高的政策與嫉妒者的干擾平白讓進度耽誤許多，新史料被解讀出來造成聖經價值遭考驗的結果也是早有預料。
收穫是，埃及的樣貌，被一步一步復原。像是重見黎明的太陽船，載著日輪準備新一天的開始，河岸廣垠的蓮花花海朵朵漸綻的景像，被忘卻的世界已重新甦醒。得有何露斯之眼的祝福，散落的歷史碎片重新組合復原。像是得有重生之神Osiris的眷顧，埃及故事死而復活了。
附錄《諸神》
Thouth神：
祂既是狒狒神，也是朱鷺神。當Thouth神被視為前者時，祂象徵的是太陽神。被視為是後者時，則為月神。
朱鷺神保護月亮。祂覓食的姿態，讓埃及人聯想成筆在紙莎草上書寫。所以朱鷺神被認為是擁有智慧的書吏神與知識真理之神、發明象形文字之神。在埃及字母中，也可以讀到“賜予文字和書寫體系之人”的銘文[37]。
狒狒神，祂被視為是太陽神。法老王信仰太陽神，狒狒在天亮時觀日出的習慣動作，強化了法老王對太陽神的尊崇。十八王朝的法老王家族中，就有圖特摩西斯三世與四世。他們的出生名採用“從狒狒所生”的意涵，Thouthmosis。除此之外，狒狒端坐觀日的動作頗雷同於書記官聆聽並紀錄法老王言語的動作。故書記官的雕像也常常和狒狒觀日作聯結，狒狒化身的Thouth神，同樣有智慧與知識的意涵。甚至狒狒神會蹲坐在書記官的肩膀上，象徵這書記官有得自Thouth神的啟示[38]。
也由於Thouth神有知識智慧之神的意涵，所以在木乃伊亡靈書、棺木、墓室壁畫上的Thouth神，不論是狒狒神、朱鷺神，其動作是“審判”第二關過程中的“紀錄”者角色，他紀錄的是亡靈審判的結果。
Lotus and Papyrus
蓮花與紙莎草這兩種植物造型，常使用在建築結構與裝飾功能上。在神廟柱廊的設計中，每根柱子像是綁著的紙莎草綑。在最早的設計中，紙莎草桿曾被使用在木造柱子的裝飾，直接將它們綁在木柱上。由於紙莎草桿剖面是三角形，1、4、9、16枝的組合又都是三角形，這使得埃及人在不斷的“綑綁”中去驗証一種單純永恒的數學概念。小金字塔與大金字塔之間，反映的正是這種不斷堆疊上去的單純永恒。綑綁的實驗之後，衍變成紙莎草綑型柱。每一根柱子象徵著一叢紙莎草，而擁有一片柱廊設計的神廟，感覺上就像是在一大片的紙莎草叢中[39]。這種一致性、很規矩的柱式設計，將植物石化成裝飾的設計，其意義在於讓會榮枯的植物進入永恒的境界中。
關於它們的意涵，蓮花與紙莎草同樣生長在尼羅河的岸邊，象徵著身體與心靈。埃及特產藍蓮花，有很明顯的睡眠運動。早上隨著日生而展開，入夜則進入睡眠狀態，彷彿一個人的作息。埃及人的信仰中，日神，就是乘著紙莎草船而來，來則天明，走則黑夜。解讀之：
一， 日夜作息的意象(日出日落)與蓮花(身體)的意象結合。
二，蓮花代表上埃及，紙莎草代表下埃及，在法老王圖像中，二手承天，意味著供奉上下埃及給諸神。蓮花與紙莎草綑成供品，也有同樣意思[40]。
三，蓮花的榮枯衍申成身體的生與死。埃及圖像中，綻放的蓮花若使用在藍色的明器上，其意涵就是祝福死者在來生的復活。
四，紙草船的船槳上，畫有何露斯之眼，右眼是日，左眼是月[41]。其意象—集分為合的“復活”意象。蓮花與紙莎草的結合象徵“生命”。“綑綁在一起”的生命意象，對埃及人來說就是Osiris神[42]。
五，蓮花就是荷花，代表創世記的海洋。太陽神瑞會依靠著蓮花，Hathor女神—Isis女神的分身，也會在手上拿一枝蓮花。
結論：埃及人在藍花的開閡榮枯景象中體會到且寄託了生死復活的意象。紙莎草代表太陽神，祂乘著紙草船的來與去，如同太陽神之子法老王乘紙草船的來與去。也在創世記的海上航行，終點是復活的來世。在槳上，象徵日月的何露斯之眼(oudjat)，也因其“重建完好之軀”的法力[43]，讓駛往來世載著法老王內臟棺的殯葬船，駛向法老的來世時，能復合完好之軀。紙莎草與蓮花、日月生死、心靈身體的意象緊密結合。
Horus
Ra神是太陽神，Horus是太陽神的世俗化身。Osiris 是祂的父親，在冥界管理來世重生之權。只因為祂曾在出戰Seth神時戰死，卻因Isis與Horus之助而復活。Isis是Horus的母親。他的翅膀張開保護天際，他的眼睛一眼是太陽，一眼是月亮[44]。
Ra神還有另一個兒子Chou(Shu)神，是空氣之神，特徵是兩手高舉。他時常出現在Nut女神腹下。Nut女神是天空之神，形象是一隻牛。因腹部的白色斑點象徵星辰，而被視之為天空之神，太陽被吞食時就是黑夜，清晨生出太陽即是日出，Chou(Shu)是空氣之神，撐住Nut就等於是充滿於天地之間的空氣[45]。論及神的陰陽性，屬於夜間行動者，會被視為是陰性。如Nut神是女神(夜間星辰，與吞生太陽的神力)，河馬神在夜間破壞農田的習性，以致於他象徵了女性的妊娠之神。
Horus神的出現有另一涵義，就是child-king。在埃及人的Horus神崇拜儀式中，就有幼年Horus神，坐在他的母親Isis懷中為其哺育的形象。出現在法老王後方的Horus神，寓示這法老王應是child-king，有“受它保護under its protection”的意思[46]。
Thouth朱鷺代表下埃及 Horus神代表上埃及，在晚期王國時期，一幅來自祭壇的浮雕altar of atlanersa，右邊刻著拿紙莎草的Thouth朱鷺神，左邊是拿蓮花的Horus神。而圖中間的Taharqa，是處於死後受審的狀態[47]。
Canopes
木乃伊有四個內臟罐，是在1812年，由Champollion驗明正身。除了心臟必須留在木乃伊中等待審判之外，其餘四項必須放在罐中。這四個罐子被做成人、鷹、犬與狒狒的造型。這四神祇在審判過程中又各司其職。如人、鷹、犬負責在死者舉起手呈ka的動作、並發誓表白之後，開始一連串的審判過程。全程有42問。狒狒，負責紀錄，並判下無罪或有罪。審判過程是將該死者的心臟放在一隻已有羽毛的天平上。意謂，只要受審者曾犯過一點點小罪，這罪的重量加在心上時，將超過極輕的羽毛。若該人有罪，在他面見Osiris時，就會被怪獸撕食。Horus神的四個孩子內藏罐，一是人神(Amest)代表南方，罐裝肝臟；一是鷹神(Qebehsenouf)代表西方，罐裝腸子；一是犬神(Douamoutef)代表東方，罐裝胃。一是狒狒神(Hapy)代表北方，罐裝肺[48]。
重點時，在棺木上、墓室中，最不可或缺的符號是何露斯之眼。有它，才能保証來世才得有完美之軀復活。
[1] 《古埃及探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頁20。
[2] 象形文字，hieroglyphs，字源是希臘的神聖雕刻。Hieros，在希臘語中，是神聖的意思。特別指正面形象造型，如拜占庭藝術與埃及藝術。在西元前一世紀時，羅馬人迪歐多勒斯，西庫洛斯的著作中使用。它是目前最早的使用紀錄。hieroglyphs指的是與通俗體不同，只出現在廟宇與紀念碑上的埃及文字。而且是只用在指稱埃及的碑銘文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丹青版16卷。台北，丹青出版社，1987。頁175。
[3]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丹青版11卷。台北，丹青出版社，1987。頁133。
[4] 文見：《西洋近代史》王曾才等編著。台北，國立編輯館，1996。頁377。
[5] 文見：同上註。頁476。
[6] 文見：同上註。頁477。
[7] 文見：鄧元忠《西洋近代文化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1996。頁497。
[8] 文見：《西洋近代史》王曾才等編著。台北，國立編輯館，1996。頁478。
[9] 拿破崙一世，是為拿破崙。二世為1814年時繼位的一世子，小鷹公爵。三世即為路易拿破崙。文見：同上註。頁530。
[10] 文見：《西洋近代史》王曾才等編著。台北，國立編輯館，1996。頁534。
[11] 文見：萊斯、羅伊亞京斯合著，黃中憲譯《破解古埃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3。頁31。
[12] 同上註。頁52。傅立葉後來成為Champollion在破解埃及文字時，最重要的指導長輩。
[13] 文見：萊斯、羅伊亞京斯合著，黃中憲譯《破解古埃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3。頁47。
[14] 文見：同上註。頁56。
[15] Cartouche，法老王的橢圓名號。典故是指法埃遠征軍，第一眼看到它時的聯想。它像是法文的彈殼。橢圓形，原型是圓形，象徵太陽神。而繩結有環繞的象徵意義。因此不論圓形、亦或是橢圓形，都有象徵受到太陽神神力保護、環繞的永恒意味。加上橢圓型框住的名字，有護身符的效果。文見：同上註，頁215。
[16] 文見：同上註。頁60。
[17] 同上註，頁84。
[18] 同上註，頁75。
[19] 同上註，頁87。
[20] 文見：Michel Dewachter原著，呂淑蓉譯《埃及學家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的天才》台北，時報出版社，2003。頁28。
[21] 從羅塞塔石碑去研究埃及文，對Champollion來說不會是件新鮮事，他的兄長Jacques-Joseph早在1804年就已經著手研究過它了。同上註，頁33。
[22] 同上註，頁95。
[23] 同上註，頁106。
[24] 文見：《王者之王—拿破崙》林馨琴等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頁56。
[25] 但Champollion在1812年，仍有少許研究心得。如內臟罐的正名“canopes”，一解諸多研究上的錯誤內臟罐，是木乃伊製作過程中，儲放內臟之用。共有四具，一具thout神罐、horus神罐、anubis神罐、一為女人神罐。Canopes，其實是一個地名，即1798年英軍擊沉法海軍的港口古名。文見：萊斯、羅伊亞京斯合著，黃中憲譯《破解古埃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3。頁121。
[26] 文見：萊斯、羅伊亞京斯合著，黃中憲譯《破解古埃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3。頁180。
[27] 同上註，頁195。
[28] 法老王命名的系統，有出生名與登基名之別。法老之間縱使出生名相同，登基名則不會相同。
[29] 同上註，頁225
[30] 同上註，頁230。
[31] 在Champollion自己說法，羅塞塔石碑的價值，因其破損而大打折扣。它僅提供了“托勒密”這個破解關鍵。藉由這個字，Champollion發現埃及文的子音系統、雙子音系統。所以縱使在1824年他有機會到英國看到了石碑，但卻沒有舉世古今人們所期待的歡喜感。
[32] 同上註，頁239。
[33] 同上註，頁249。
[34] 同上註，頁259。
[35] 同上註，頁271。
[36] 同上註，頁308。
[37] 文見：同上註。頁331。
[38] 文見：Cyril Aldred, Egyptian Art in the days of the Pharaoh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age170&202。.
[39] Owen Jones, The Grammar of Ornament. London, Dorling & Kindersley.2001.page50.
[40] W. Stevenson Smith,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Page399.
[41] Owen Jones, The Grammar of Ornament. London, Dorling & Kindersley.2001.page59.
[42] 同上註，頁62。
[43] Horus之眼，同時也是埃及分數的單位。因為他有使分開的身體重新組合起來的法力。文見：Christiane Ziegler,Jean-Luc Bovot《永恒埃及》張艾茹編著。台北，九觀文化事業，2003。頁121。
[44] W. Stevenson Smith,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Page20.
[45] 同上註，頁23。
[46] 同上註，頁144、147。
[47] 同上註，頁399。
[48] 文見：萊斯、羅伊亞京斯合著，黃中憲譯《破解古埃及》。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3。頁121。文見：Christiane Ziegler,Jean-Luc Bovot《永恒埃及》張艾茹編著。台北，九觀文化事業，2003。頁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