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世紀現實主義美學的理論基礎
前言
Realism現實主義，本意指的是對當代生活與問題準確、詳盡描敘的文藝主張。當十九世紀中葉，現實主義的美學理念在法國被提出時，倡導者的主張是反對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學院風氣，文藝作品應該表現現實生活。這類的作品具有一種強有力的生動性特徵，以及一種不偏不倚的理性態度[1]。
秦帝國的建立，從統一六國開始計算，不過是十五年的國祚。想為只有十五年壽命的秦朝歸納出迥異於前後時期的文藝風格，其實很不實際。但是隨著兵馬俑的出土，這一批大量的、有力的、生動的、有一股不偏不倚理性特徵的人型工藝品提示了一種美學的可能性—現實主義。
為著這種可能性，筆者試著找出“現實主義”在秦帝國成立、甚至被鼓吹的理論基礎。筆者採用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七篇刻石為研究文本。包含文本內容、字體與字體的應用都是筆者的研究範圍。
正文
一、秦代刻石
刻石風氣興起於戰國時期的秦國，刻石本來就是嬴秦文化的特色。溯至秦始皇即位之前，現存所知最早的刻石是戰國中葉秦獻公十一年(bc374)的石鼓十枚，是篆書之祖；又秦武王元年(bc310)，有《詛楚文》石刻；再九十一年，則是秦始皇用標準篆書刻石[2]。秦二世即位之後，為了稱頌附會秦始皇的功蹟，也在始皇刻石的碑邊刻上小篆：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3]。
可以肯定的是，刻石發展至秦正朔結束，它記事傳功的角色已經確立。
二、刻石立碑的原理與作法
秦之後，東漢許慎為“碑”下定義。他稱它的原意是豎石。它的用途原本並不直接與刻石有關，而是作為崇拜神鬼時辨別日影、附會陰影、暫繫祭牲之用。
碑者，豎石也。段玉裁注云：聘禮鄭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4]。
在歷經許多世代的巧思應用之後，葬禮中的碑，結合了紀念死者事蹟的文字，然後開發出具有史學功能的刻石。
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5]。
就紀念性的文字來說，在上古商周時期，用來紀錄豐功偉績的是青銅器的金文。由於春秋以後，銅材難得，鑄造手續煩重，改用竹帛又不便長久保存。刻石同時興起，彌補了難保存的缺憾[6]。劉勰認為立碑以記事的習慣雖是上古時期就已經有了，就史實而言，記功文字的普及，是在小篆截彎取直之後。這時秦始皇刻石取代銅鑄文字，紀念不朽之事，便成了碑的角色。
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7]。
透過碑刻，碑文中的事件託“堅貞之石質”，而“永垂昭于後世”。其內容不外是紀功勳、述祖德、贊政績、彰律令、明學術、闡宗教、理水利、界疆域、避邪穢與鎮妖魔等[8]，有其保存史實價值，提供不同時代不同面相的文化解讀。從秦始皇的四境刻石開始，中國境內碑碣遍地的現象成就了中華文化的一種特色。
除此之外，在藝術價值方面，碑刻反映了各時期書體書風的特色。例如李斯手蹟鑿成的秦始皇刻石，便是有意要將小篆公告成官方文體。東漢的熹平石經也有公告標準字體的意味：
熹平四年，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9]。
由於碑刻製作前，需書丹上石[10]。但實際刻碑時，刻工卻不見得完全依據書寫者的筆勢鑿石。有時他們會因循刀法之便下刀，使得書勢與刀勢常常有所出入，甚至有刻工直接用刀、不假修飾。不過，這現象卻在無意中創造出令學書者趨之若鶩的方峻狠直筆畫風格[11]。
至於立碑地點，主事者往往為了順利昭告周知其主旨，選擇在明顯易見、符合主旨訴求之對象群經常出入的聚集場所立碑，以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即使是中華文化邊陲的台灣，現存碑碣的所在，也不外是寺廟祠堂、衛署私宅、公園廠舍、交通要道、河川橋樑與田園埤圳[12]，符合以上的傳播要求。卻也因此，碑刻無法避免各種自然與人為形式的毀損。自然風化的例子如秦琅琊台刻石[13]。人為毀損的例子：如王莽因為惡稱漢德，使得凡屬於漢代的刻石皆令其撲倒磨毀之[14]。唐會昌年間的大滅佛寺，碑碣贊銘也一起遭殃。宋朝黨爭則讓載有蘇東坡字跡的刻石被拽倒摧毀[15]。
三，秦始皇的刻石
其實，秦始皇立刻石的本意在召告天地神祇他的即位，是封禪的用意。既然它是封禪，他的用意就是在宣告他在治國上的自我期許—以義治國，非以慾治國。不論立不立碑，封禪的意見在此。立碑者無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
夫正位北辰響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16]。
不過，劉勰的批評—秦始皇刻石的內容是法家辭氣、無弘潤氣度、碑文不過是官樣文章的說法，卻成為一直以來人們不去重視它們的理由。但人們也因此錯失理解秦始皇治國信仰捷徑的機會。不論現代的我們想不想相信刻石內容的真實性，至少那位將七尊刻石全文皆錄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司馬遷，是相信的。
依據以上刻石的原理與作法，我們可以推測秦始皇在四境巡行時留下的刻石內容的主旨。也可以推測身為皇帝的他，藉由刻石的永恒象徵，希望建立的國家價值。司馬遷也是如此認為，所以在他編寫秦始皇本紀前，顯然是做了很徹底的文獻蒐集，跟隨始皇腳跡，將各處刻石的碑文全都記載了下來。而他根據刻石原理發想的秦史邏輯，正是筆者在文中所倣效的。
秦始皇的每塊刻石，都是他在巡行天下時所立。巡行天下，本意即有“以示強，威服海內”，宣示統一天下功德的作用。然後在不同時間、地點，有不同民情的觀察、體會與感觸之後，進而築台立碑宣告。從始皇27年(bc220)到37年(bc210)之間，有五次巡行，七次刻石[17]。
(一)嶧山刻石：
在bc219年的嶧山刻石中，內容主旨在宣告統一六國的決定是有永久意義的。戰事的流血只是一時。待天下一統之後，兵不復起。他認為他自己不僅是諸國之間兵事的終結者，也是這種爭戰亂世的終結者。
討伐亂逆，感動四極，…。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18]。
(二)泰山刻石：
與嶧山刻石同年，秦山刻石的內容卻與它不盡相同，但是文氣相連。在前者中，秦始皇談到他終結亂世的歷史意義，在秦山刻石中則明白指陳治國要方—作制明法，而後大義昭張、永世追隨。秦始皇主張的教育教化政策便是以法制與大義為基礎。他相信一旦普及施行，舉國不論遠近，道理暢通、社會等級秩序分明，分工運作必然順利。
皇帝臨立，作制明法，…，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著明，垂于後嗣，…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19]。
(三)瑯琊台刻石：
瑯琊台刻石內容則是前二刻石的綜合，算是第二次巡行天下行程結束前的思想總結。始皇以自身為例，聲明他的法制基礎是建立在萬物運行之道上。尊法即遵道而行。如此一來，人倫仁義價值普世適用。瑯琊台刻石中的“法制”更進一步落實到現實世界，主張藉由教育達到度量衡與文字的統一，終可臻於盡知法式的理想。
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普天之下，專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20]。
(四)之罘刻石：
過了三年，始皇巡行河南，至山東之罘立碑頌德。碑文內容是重申：平定六國亂事、普施明法，作為儀則經緯天下。治國理念雖無新意，但碑文發表於巡行河南的路程結束時，自有其驗收政策在地方是否貫徹落實的意味。
…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網紀，外教諸候，光施文惠，明以義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以為儀則，…[21]。
(五)東觀刻石：
與之罘刻石同時，內容大同小異，但語氣卻不同。如之罘刻石稱“外教諸候”，在東觀刻石卻稱“外誅暴彊、禽滅六王”。之罘刻石稱“拯救黔首”，東觀刻石稱“黔首改化”。文句在語氣、訴求對象上皆有互補。統一至今已有三年時間(始皇29年)，從“聖法初興”到“黔首改化，遠邇同度”的改變，驗收政績的意味濃。
…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爾同度，臨古絕尤，…[22]。
(六)碣石刻石：
再過三年(始皇32年)，秦始皇來到位於山海關秦皇島的碣石，又刻石紀念功蹟。當地有馳道與內地相連，碑文重申他六年前終結淫亂六國的事蹟。他認為他這段時間的治國是有成果的，“德并諸候，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
…六國淫亂，殘虐不辜，貪戾恃力，遂興師旅，誅戮無道，…德并諸侯，…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23]。
(七)會稽刻石：
三十七年，秦始皇出遊至會稽。祭大禹[24]，望南海，立刻石。當時立碑的因緣是巡遊會稽時發現當地男女淫風極盛，始皇大為震怒，立即下令嚴男女淫佚之防，並立於刻石上，作為矯正風俗的紀念碑[25]。經過了十年的新政，部份地方顯然沒有落實法制。始皇只好舊令重申。用重懲來建立清白的道德。
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豭[26]，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如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攸潔，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27]。
立完刻石，秦始皇北上至琅琊。因巨魚夢兆，以為惡神不祥。追至之罘，以連弩射殺之。歸途至平原津(即今山東濟南之平原縣)而病而崩。
以碑文記事的原理來看，秦始皇明白地宣告了他在治國理念與政蹟中，他最在乎的、最現實的、最理性的部份。至於晚年求仙夢兆的里弄傳說，在無法証實真假的前提之下，玄學的秦始皇只好暫時置而不論。
很明顯的是，七篇刻石中主題不斷提到秦始皇終結六國亂世，開三皇五帝以來全新世紀的成就，且教化黎民奉法順令，營造人樂同則的有序社會成果。在思想上，是一種反對古典與浪漫的現實主義。在這種思想背景之下，反對尊古賤今的學者、由李斯建議始皇裁可的焚書(始皇34年)阬儒(始皇35年)事件，也就想當然爾地發生。被阬埋的儒生中還包含相當一部份被指控“妖言以亂黔首”的方士與陰陽家學者[28]。筆者不從箝民之口的統治陰謀去解釋焚書阬儒事件的因果得失，而主張是因為秦始皇現實主義的信仰，讓他傾向以如此極端手段去完成他開創新時代的計劃。
從始皇26年統一六國，至37年崩死之間，重法度、倫理尊卑、統一度量衡與文字等等主張、終結亂世重建秩序的企圖，在上述碑文中，都可解讀出來；甚至還可以視為是始皇的治國功蹟。這種治國的理性，是否有其脈絡可循?
四，呂不韋與李斯的態度
去解釋秦始皇理性、現實主義思想的源頭，應該從他的恩師、嚴父與輔臣—呂不韋說起。秦王政十三歲即位(bc247)。秦王政十二年(bc235)，呂不韋—一直以來輔佐秦莊襄王、秦王政的相國，因顧忌秦王政的猜疑飲毒酒而死。這十二年之間，是秦王治國思想養成的關鍵階段，身為相國的呂氏信是居功厥偉。
暫不論呂不韋攀附高位的陰謀論，呂氏的治國思想與格局可以在他編纂的呂氏春秋中看出梗概。呂氏春秋，可稱得上是治國思想的百科全書。它是他集門客所同力編輯而成的方策書。不論是現實主義的孟子思想或是淮南楊雄的玄學，皆兼容並包。以道德為綱紀的主旨，則的確由秦王政所繼承、以致於成為他統一六國的合理性基礎。
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然以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29]。
秦王政脫離了呂不韋的輔佐之後，李斯繼其後。李斯出身呂不韋門人。由於呂氏門客的多樣性，李斯也得以接觸到各式各樣機巧的治國理念與妙方。縱使呂氏終因猜忌而亡命，但他的影響力因李斯而得到強化。
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而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僕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30]。
李斯受命為長史，因此得而隨侍秦王側，舉凡始皇的逐客、統一、焚書阬儒等重大決策都有李斯參與意見的地方。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31]。
秦始皇憑藉他有效的軍隊管理與獨樹一格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器裝備，讓秦國成為一西方雄獅，統一了六國。始皇必須從根本想一套最有實效的治國政策。畢竟隨著郡縣制、遷徒富豪、以各國戰犯為奴隸、調度各國工匠從事帝國各種工程，四境百姓，不論貧富貴賤與職分，來了一次大風吹。有始以來第一次人員遷徒調度得如此徹底，執政者必須小心溝通不利時造成的統治難題。顯然，因為統治的效率考量，秦始皇即位後並不關心古今傳承問題，而是他的現實主義信仰。
在瑯琊台刻石(始皇28年)，可以看到他終結無道亂世、建立一個現實主義的、分層負責的、事各有序的國度主張。而貫徹統一文字政策，是他種種主張的基礎。
五，文字的統一
作為秦始皇長史，本身曾是客士的李斯主張文字必須統一的出發點是“地無四方，民無異國”。稍早呂氏春秋的出版便是一例，它整合了不同呂氏門客智慧的結晶，象徵的是六國文化融合的現實。
但秦王政十年，秦宗室大臣提出的逐客令[32]，讓好不容易擠身呂不韋門下的李斯也迴避不了被逐的命運。如此命運，讓李斯更傾向文化的融合與統一，終而智退逐客令[33]。重新被任用的李斯，用計謀官至廷尉，六國統一後升任為丞相。文化的統一大業，有破壞也有建設。破壞者如焚書阬儒，建設者如統一文字。
統一文字的意涵，是讓秦文化有一個異於其他六國的、非古典主義、有實效性的新起點。文字對於一般百姓的意義，暫因無可考而置至不論。但呂不韋勤工名以考其誠的思想[34]，貫徹在各級工匠製作器物的過程中。工匠必須鐫刻上籍貫、官署的要求，使得文字的使用性提高。刻製過程中，文體字跡需易辨視、易刻、易普及等的現實主義條件，讓截彎取直、字形明確易認的小篆便有了出線的機會。
(一)李斯定小篆
秦李斯，本是書法家，訂定標準版本的文字，其公信力是被肯定的。甚至有人認為他的文字天賦讓他能夠在古篆書中找出規則。在字形的歸納中，似有其神秘學的獨到智慧，以致於能夠訂定一套專屬於秦朝但又為普世所接受的新字體—小篆。
《墨藪》細篆書李斯摹寫，始皇碑序皆用此體，亦曰繆篆仙人篆古之所有，李斯善辨古人改為篆形[35]。
《筆經》夫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改，送腳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36]。
訂定標準字體並廢除舊字體，只是統一文字計劃的第一步。從刻石的內容中，我們了解秦始皇對教化的重視。如何傳授這套標準字體使其普及於統一之後的新國度，是計劃的第二步。李斯因此編《倉頡篇》，作為學習標準文字的普及版教科書。
《說文》敘：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37]。
傳說倉頡藏書台有碑文二十八字。猶如天書的碑文，李斯卻憑其慧根，識得其中八字[38]。不過關於倉頡，這位黃帝史官，李斯對他的認識卻不僅造字而已。《荀子》解蔽篇說到：
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正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39]。
在《荀子》解蔽篇中認為心志之公正是非，是有中正之道作為評判標準的。善書者多，倉頡的特長是他能夠秉持中正之道，不偏不倚的精神。李斯曾向荀子學習帝王之術，作倉頡篇，自有其推崇與繼承倉頡的中正之道，宣示統一而廢六國文的合理性意味。至於他的倉頡篇內容，其實是取經《史籀》：
史籀。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秦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蒼頡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其書亦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稱。…史篇為字書之祖，故蒼頡以下亦蒙其名。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楊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揚子法言或欲學蒼頡史篇皆以史篇為字書之通名[40]。
在秦之前，它未見著錄。至秦世，李斯等秦官以史籀為基準編寫了蒼頡篇。落實識字教育。傳說它是字書之祖。相傳史籀在周代，是教學童識字的課本，原有十五篇。漢代，倉頡篇就一直做為幼童啟蒙的習字書，而有《急就篇》版[41]。魏晉後通行《三蒼》版習字書[42]，取代原本的蒼頡篇與史籀篇，《史籀篇》才全廢[43]。
(二)器物上的小篆銘文
即使小篆已成為標準字體，當時秦字體尚有多種在通行。如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與隸書。最通行的還是小篆與隸書[44]。《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會稽刻石》…[45]的官方字體就是小篆。小篆是春秋戰國以來文字衍變過程中，最科學且實用的文體。
統一的小篆與勒名制度的施行是一體的兩面。不過，呂不韋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如今被用來解釋秦器物上勒名現象的成因。甚至被擴大聯想成秦始皇厲行高壓恐怖統治的實例。筆者認為以上的因果邏輯過於籠統，應該先置而不論。如同對兵馬俑是否真用於陪葬的論述，也應該先置而不論一樣，畢竟我們只能肯定它們(小篆勒名與兵馬俑)存在。
“勒名”的構想確實出自呂氏春秋。在秦始皇陵區的磚瓦上、兵器上與陶俑上多刻有工匠的名字和他們所屬的主造機關，這些都被視為是呂不韋勒名制度的具體例子。筆者追溯“勒名”在現實主義精神裏的原意，它原是為了確保祀典期間，追蹤參與者是否符合禮數要求的作法。尊重文本的意指，它想確保的不應只是工匠犯罪心態的防範，更重要的是在秦紀年度之首的齋戒月裏反對浪漫主義式的、足以淫巧媚上的祀典與禮器製作風格。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46]。
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峋親率三公九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天子始裘，命有司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有無有不斂，益城郭、戒門閭…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記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勤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47]。
磚瓦上的和陶俑上戳印的工名是在製坯和泥塑未乾時捺上去的，是凸起的陽文。但它顯然不具有秦印款式規正的特點，只是檢驗產品時所打的標記[48]，上面有產地、工匠籍貫與姓名、官方機構的名字。如「咸陽」「平陽」[49]。同時，大規模遷徒民眾的結果，姓氏也要加上籍貫，才能發揮辨別的功能。再方面也是因為被使用作為名字的字重覆率太高，所以必須加上籍貫來加以區別。統一的文字讓每一個百姓的來龍去脈變得透明。
兵器上也可以看到勒名制度的作用，以秦代長兵器—在“兵馬俑秦文化”展出的銅戟為例[50]，在“內[51]”(握柄)上有銘文。它是使用硬刀鐫刻，是轉折處不圓滑、字形多有走脫的殳書[52]。秦戈上也有殳書，如“五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戈、丞義、工成”。相邦是為監督者；寺工為官署名，主管兵器製造；丞是製造指導者；工，是實際生產者[53]。兵器上的銘文，有刻與鑄兩種。商代到春秋時期的銘文，一般是鑄成的。戰國時期以後，隨著奴隸制社會的衰落，禮制崩壞，封建地主階級興起，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變化，加上當時的簡冊書帛通行，文字應用日漸繁複，鏤刻金文不如簡冊方便，這時期長篇大作不多，書史性質的也為少見。中期以後，在金屬器上的銘刻，原本就有從金文簡化成只剩下“物勒工名，以考其誠”[54]。秦朝純實用性的兵器多採用鏨刻[55]。裝飾性的兵器，包含裝飾花紋與工署名使用鑄造[56]。其實從勒名制度的原義看來，它所約束的應是作為禮器、禮兵器用的裝飾紋與裝飾器。
結語：
由於秦帝國反古典、反尊古卑今；反浪漫、反淫巧媚上；分層負責、遵理循法的現實性文化政策，具有端莊不偏小倚理性精神的小篆受選為帝國代表的字體，不僅成為現實主義美學的實例，且在四境宣告國威。小篆的便利性也讓勒名制度能合宜地在器物上鏨刻。李斯造字的天賦成為易於使用特質的最大功臣。文字統一成為秦始皇超越阿宮、馳道、長城的得意政蹟。藉由軍事手段，終結亂世；藉由教育，感化黎民。筆者從刻石著手研究，目的就是要藉由立碑紀念的原理，還原出秦始皇個人最希望歷史記住他的事蹟。這些事蹟反映了秦始皇的現實主義信仰。
從這點現實主義出發，還原原本被置而不論的議題，傳說秦始皇的“恐怖統治”，也因此不像是恐怖統治、傳說秦始皇的陪葬兵馬俑似乎也應該假設它的功能應該有現實主義的設計。
附錄
春秋時代，秦社會相對的安定狀態讓它比其他東周時期的諸候國保有更多的周制倫理與道德觀點。從左傳及史記等文獻史料可以知道，在中原地區、暗殺君主與放逐等以下剋上的行為頻繁發生，然而在秦，則君主權力比較安定，整個春秋時代，秦社會，沒有中原地區那種巨大的社會變動，而持續了比較安定的狀態[57]。
又如西周的古典字體，在春秋前期之後被破壞，不整齊與粗糙雜亂的文字很普遍。字體出現退化的現象，然後在中期出現細長的裝飾性字體。秦文字則是與西周時代古典方正的字體比較沒有太大差異，在風格上有繼承性的特點[58]。
秦代的主要統一事業之文字的統一，不過是將原來在秦國實行字體強制實施於全國而已。而這些都是秦繼西周傳統獨自形成的[59]。這種繼承除了文字風格的繼承之外，秦王室曾經受到周王朝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秦，伯益之後所封國。伯益者即皋陶之子。曾佐大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日嬴。歷夏商興衰。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洴渭之間，教王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釀又命作的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地宜禾。從禾舂省，一曰秦禾名[60]。
觀察“秦”的小篆結構，可以看出她繼承周制的背景。秦人本賜姓嬴，史祖掌草木鳥獸。然後受封於秦谷—一個盛產嘉穀之地。以造秦字的原理來看，該地勢必是個以產嘉穀為榮的地方。再從造字原理看，“秦”，取舂禾之典故。舂，雙手持杵作椿粟狀[61]。禾，即嘉穀。秦字左右兩撇，小篆原型是取其兩手拱衛造型，意指“持”。字首雙十，小篆原型是“杵”，杵即斷木。“秦”，小篆原型的原意是“持杵舂嘉穗”的會意。
禾，嘉穀[62]。禾從木，象其穗。
杵，舂杵也，舂擣粟也。其器曰杵，繫辭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63]。
單一個秦字，象徵了“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的深意。同時也反映了秦地物產富饒的深意。這也難怪秦國能夠發動如秦皇陵與阿房宮這般重大工程，經營七十萬大軍近四十年。若秦國沒此雄厚資本，何以招架。
[1] 文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丹青版16卷。台北，丹青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48。
[2] 文見：吳福助著《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5。
[3] 文見：南宋建安黃善夫本《史記》卷五<秦始皇本記六>，頁32。
[4] 清段玉裁注，許慎撰《說文解字》九篇。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重印本，1993。頁454。
[5] 從以上的文字可知，碑的另一功能是在棺木入土時作為槓桿之用的窆石。上端鑽有穿，可供棺繩通過，導引棺木入葬。由於碑碣的原始功能是做為辨別日影用的日昝。日昝指引時刻吉凶的作用賦予了碑石指示陰陽的神祕功能，進而衍申出連結生界與靈界兩世界的作用，讓它在宮廟可以媒介人與神的交集，在墓葬則可以媒介人與靈的交集。如此一來，在碑石上面刻字記名記事，紀錄偉大事蹟使其昭告兩界與後世的作法，成了必然的發展。原本在葬禮結束後總是隨處遺棄的碑石，有了積極的史學價值。文見：東漢劉熙《釋名》卷六<釋典藝>云。文引胡哲夫《台灣碑碣的故事》。南投，台灣省政府，2001。頁10。
[6] 文見：吳福助著《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5。
[7] 文見：台灣開明書店《劉勰文心雕龍注》卷三<銘累>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95。頁15。
[8] 文見：胡哲夫《台灣碑碣的故事》。南投，台灣省政府，2001。頁12。
[9] 文見《後漢書》。考《熹平石經》：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卷六<石經>，熹平石經，余觀所出之七經字體，雖面貌相似，而工拙攸分。或人書一經，或一經又分數人，皆未可定。要之，校理及書碑之役，必成於眾人之手，可斷言也。高文《漢碑集釋》。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9。
[10] 書家先用朱墨書寫在石頭上，再由刻工鐫刻而成初唐開始就有這種作法。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36。
[11] 同上註。頁8。
[12] 文見：胡哲夫《台灣碑碣的故事》。南投，台灣省政府，2001。頁13。
[13] 始皇即位二十八年(219bc)，東遊山東各山，登泰山南方之瑯邪山，立碑，以頌秦德。瑯邪台刻石原文於史記中有載。二世胡亥即位後，則是藉巡遊之機會在始皇所立的七處碑石也刻上詔書。七塊刻石命運皆乖。傳世的僅有219bc的嶧山刻石的宋刻版與泰山、瑯邪台刻石殘片。泰山刻石僅剩十字殘片。瑯邪台刻石據推測應有一丈五尺高，底面積六尺見方，往上呈五尺三尺漸漸縮小的塔狀。原文應有大頌秦德的288字。但殘片只剩與頌詞無關的87字。87字中真正屬於219bc所刻的只有8字，餘為二世詔書，8字所記應是始皇巡遊瑯邪台的兩名五大夫姓名，可確定的一名是楊樛。文見：《泰山瑯邪台刻石》大眾書局。頁5。
[14] 朝代更迭之際，類似如此的毀碑行為是中外古今皆普遍的。例如埃及Akhenaten法老王的勒石名號就被之後的Ramessis法老王所塗消。近代台灣立於民國四十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題辭》落款題名的孫立人在他入獄之後被刮除。文見：胡哲夫《台灣碑碣的故事》。南投，台灣省政府，2001。頁169。
[15] 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18。
[16] 文見：台灣開明書店《劉勰文心雕龍注》卷五<封禪>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95。頁1。
[17] 五次巡行。第一次到甘肅(始皇27年bc220)、第二次到山東泰山(始皇28年bc219)，第三次到河南博浪沙(始皇29年bc218)，第四次到山海關(始皇32年bc215)，第五次到浙江會稽(始皇37年bc210)。第二次巡行刻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第三巡刻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第四次巡刻碣石刻石。第五次巡刻會稽刻石。
[18]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感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溥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古始。世無萬數，施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頌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15。
[19] 皇帝臨立，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著明，垂于後嗣，順承勿革。皇帝躬聽，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昆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水承重戒。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7。
[20]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專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39。
[21] 維二十九年，時在仲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網紀，外教諸候，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以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47。
[22]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爾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47。
[23] 但刻石舊在六朝時就已經不可考了。卅有二年，親巡碣石，周覽四極，群臣從者，本原事跡，追念功德，六國淫亂，殘虐不辜，貪戾恃力，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從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思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宇，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由，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53。
[24] 根據史記張守節《正義》。因會稽屬越州。越州有夏禹廟。文見：瀧川龜太郎註《史記會注考証》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120。
[25] 文見：鄒紀萬著《秦漢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6。頁15。
[26] 音加。豬別名。牡豬。夫淫他室，為寄豬之豭。用來形容淫夫。語出史記司馬貞索隱。文見：瀧川龜太郎註《史記會注考証》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120。
[27] 皇帝休烈，平壹宇內，德惠攸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跡，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賦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彊。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豭[27]，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如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攸潔，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會稽刻石碑文，文中所錄出自元代申屠駧家藏舊本摹勒而得(元至正元年1341年本)。文見：吳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63。
[28] 文見：鄒紀萬著《秦漢史》台北，眾文圖書出版社，1986。頁20。
[29] 文見：高誘註《呂氏春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3。
[30] 文見：瀧川龜太郎註<李斯列傳>《史記會注考証》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1007。
[31] 文見：同上註。頁1008。
[32] 同上。頁1008。
[33] 主張客卿不應因國籍而被排擠，如由余、百里奚、蹇叔、來丕豹、公孫支。文見：瀧川龜太郎註<李斯列傳>《史記會注考証》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1008。
[34] 文字：孟冬紀之十月紀。文見：高誘註《呂氏春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222。
[35] 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442。
[36] 出自蒙恬筆經。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127。
[37] 《中文大辭源》1987年。卷一，頁224。
[38] 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440。
[39] 《荀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88。頁657。
[40] 文見：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上卷。台北，世界書局，1991。頁251。
[41] 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也稱急就章。是為蒙童識字課本。今本三十四章，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末一百二十八字為漢以後人所加，按姓名，衣服飲食器用等分類。成三言、四言、七言韻語，首句有急就二字，因以名篇。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二。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1114。
[42] 三蒼，即三倉，是漢初有人將當時流傳的字書倉頡篇、爰歷篇與博學篇合為一書，統稱為倉頡篇，又稱三倉。魏晉時，又以倉頡篇與漢楊雄訓纂篇，賈訪滂喜篇三篇分為上中下三卷，合為一書。也稱三倉。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一。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35。
[43] 王國維考證認為，籀讀二字，古音義相同。史籀篇乃用首句為篇名，實非人名。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一。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471。
[44] 許慎說文序：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分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時秦大祭隸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學易極古文由此常絕矣。爾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日隸書《佩文齋書畫譜》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31。
[45] 《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篇-商周至秦漢書法>頁22。
[46] 《史記》卷六，p11。
[47] 文字：孟冬紀之十月紀。文見：高誘註《呂氏春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222。
[48] 王學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240。
[49] 《中國工藝美術史》頁142。
[50] 戟的形制，延續戈的發展。而早期直內戈的形制只能作啄擊使用，如二里頭文化時期。至商代，發展成有援的形制。如此一來更增加了綁附在柄上的勞固度。如此才發展出鉤殺的使用性。原本啄擊的攻擊方式，是來自鋤農具的靈感。它是戈與矛的聯合體，繫戟的木柄“柲”，呈圓形。使其便於旋轉方向，是既可鉤殺又可啄擊的兵器。《兵馬俑-秦文化》林泊佑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頁103
[51] 內，指戈的方形柄。
[52] 王學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267。
[53] 但是這個相邦的監督者角色，隨著呂不韋的飲酖而死而終結，不再出現於銘文中。如以“兵馬俑秦文化”展出之銅鈹為例，上刻銘文“十五年寺工魰工窵”中已無相邦字眼。因呂不韋飲毒而死時是秦王十二年。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台北，學生書局，1986。頁42。銅鈹,《方言》即有柄的劍。如矛的原理。文見：《中國青銅器》頁63。
[54] 文見：同上註。頁354。
[55] 文見：同上註。頁352。
[56] 禮器的裝飾性要高於實用器，工署的署名也不再是以考其誠。而是一種品質保証的象徵。
[57] 文見：江村治樹<秦文化的特色及其歷史上的意義>《兵馬俑—秦文化》林泊佑編。台北，歷史博物館，2000。頁122。
[59] 同上註。頁126。
[60] 文見：《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330。
[61] 同上註。頁337。
[62] 同上註。頁323。
[63] 同上註。頁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