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的慈善事業

啟蒙運動的慈善事業—醫院與監獄

在人類無法招架疾病與瘟疫的威脅與摧殘時，如何解釋它們的成因與讓百姓釋壞它們造成的結果，以及讓百姓們接受那些說法…，需要的不會只是自圓其說的小聰明，還需要行動。解釋者的說服力，是需要一些後盾支持的。

一，神的懲罰

無論東西方，古代人們由於明智未開，讓他們沒有能力、說服力去解釋與控制社會、生命現象的極劇變化—瘟疫時，往往它的毀滅力會更加所向披靡。然後人們就得靠著更極度破壞性的摧毀—大火才能讓疫情暫時緩歇。這種大規模毀滅性的疾病，被視為是神的懲罰。在那種時代，“神的懲罰”是人類能夠找到的，最睿智的解釋。這種懲罰，往往來得毫無預警、人類也總是沒有招架之力。即使是人類文明發展出來的社會穩定力量—尊卑貴賤、階級秩序的倫理，在瘟神眼中也全都一視同仁。像是聖經出埃及記所說：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擊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從地上除滅了[1]。

在世界的主宰者眼中，生命的施給是源自祂，收回生命的權力，也是屬於祂。人類總是希望在無常的命運中，憑著人類的智慧，有幸的話找個超自然力量為人類自以為是的想像背書。

耶和華的手加在你田間的牲畜上，就是在馬、驢、駱駝、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2]。

生命有限的人類，面對這種無奈，需要一套制度與態度在生活中的每時每刻來渡過這種災難不知何時會發生的“戰戰兢兢”。在這種認知之下，敬虔的態度與敬拜的制度、謙卑解釋主宰者意志的智慧，以便能夠及時發現警訊並且預知危機，找到應對的策略以俾化險為夷，最後讓傷害可以降到最低…，其實是人類唯一能做的事。它發揮著極大的穩定社會力量。

摩西對可拉說：明天，你和你一黨的人，並亞倫，都要站在耶和華面前；各人要拿一個香爐，共二百五十個，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華面前。你和亞倫也各拿自己的香爐。於是他們各人拿一個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亞倫站在會幕門前。可拉招聚全會眾到會幕門前，要攻擊摩西、亞倫；耶和華的榮光就向全會眾顯現。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離開這會眾，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3]。

不獨舊約時代的聖經故事，在希腊神話中，人生病，是因為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潘朵拉（Pandora）是希臘神話裡諸神在地上所造的第一個女人，她有一個“潘朵拉的盒子”，裡面裝滿了各種災難和禍患，包含瘟疫。當厄庇墨透斯（普羅米修斯的弟弟）和潘朵拉結為夫婦時，潘朵拉忘了警告，因為兄長的嫉恨，它被打開了。各種禍患立即失去控制地飛向全世界，等她警覺趕快蓋上蓋子時，只來得及封住一樣叫作“希望”的東西。這隱喻著，人類面對重病而束手無策時，只剩下希望，希望成了神祇的內涵與本質。

普羅米修斯，根據希臘神話[4]，他與弟弟合力塑造人種與動物。並賦與它們合用的才能。為了留給人種—文明，也就是用火的能力，而升到天上，在太陽馬車那裏點燃了一只火把，將火送到地上來。可是宙斯(Zeus)卻不大樂意允准人們用火，故而招來大禍。就像是聖經中的亞當，上帝不願讓他取食智慧果的心態。

就像亞當以及其後人類子裔互相殘殺的命運一致，因為兄弟間的嫉恨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人與人之間的仇視展開。瘟疫般的災難，威脅著人類生命，最後卻得靠著來自宙斯的天火，才能遏止像瘟疫的災難。這種因為瘟疫帶來了災難的故事啟示卑微的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因競爭、詭詐、仇恨所造成的自相殘殺其實是自我毀滅、自食惡果。若要平息、平安，還是得向天請命。

二，疾病、瘟疫的剋星

疾病的治療，在東方小亞細亞的閃米特部落，有聖蛇傳說。當地流傳以蛇的夢兆治病的故事。用蛇象徵治療，也有醫神阿斯克勤庇俄斯的故事。傳說他習慣在出診時以一條毒蛇為伴。西元前770年左右，則開始有崇拜醫神的紀錄，“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aeskulapius)聖殿”的興建。不過，神殿中的治療仍是很守舊的。他們相信疾病藏於人的心靈中，所以在神壇上，病人被包裹，靠睡眠醫治。治療的時刻一到，聖蛇會舔吸患者的病處。然後教士根據病人的夢境，解釋夢的寓意，據此開出藥方[5]。這盤在手杖上的毒蛇形象，後來成了醫學的信仰圖騰[6]。

民主雅典的劫數，距今2500年前的瘟疫，讓雅典即使以其海上霸權威勝斯巴達，並成為人類政治思想發展史中最喜歡引用的“民主戰勝極權”典故，但是遇上瘟疫，雅典人一樣就像被詛咒似地，如羊群一般整批死去，最後連食肉的鳥類也絕跡，即使是政治領袖也無法幸免。西元前429年，歷史學家修斯提底斯是這一場大難的目擊者。就如聖經所稱的你田間的牲畜上，就是在馬、驢、駱駝、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災難在後來之所以平息，傳說是希腊醫生希波克拉提斯意外發現鐵匠對瘟疫免疫，因此領悟到了阻止瘟疫蔓延的方法—火攻。他率領人們在全城各處燃起火堆，瘟疫果然被撲滅了。這位醫生，後來被封為醫學之父[7]。醫學之父的故事，其實仍可嗅出普羅米修斯的味道。

縱使今日是一個醫學昌明的時代，卻仍借用三千年前的醫神圖騰，而且奉希波克拉提斯為醫學之父。這現象反映了人類在面對生命無常時，其無助與無奈是古今一致的。不論文化的源頭為誰，故事傳說的主角是誰，當人類無法突破智能的侷限時，生命的無常更讓他們需要依賴信仰，即是今日也是一樣。

三，教會擁有對疾病原因的解釋權

只要是人們對瘟疫、疾病傷害生命的無常，無法招架時，他們就只能從態度與制度上去想辦法讓自己安心，以度過無助的下一分下一秒。而要讓人能夠事先迴避災難，得依賴先知與夢兆。在麻醉藥尚未發明的年代裏，因患重病得開刀的患者，過程中的巨痛往往無法“解決”，人們只好去“解釋”巨痛—這是一套罪罰病痛的邏輯。生命意義的解釋者目的是讓得重病者對自身的遭遇較能釋懷。這正是卑微的人類面對災難的一種“態度”，就像潘朵拉盒子中唯一剩下的“希望”—或許可以讓人們在預知生命無奈與無常時，人類勉強可以為自己的下一刻盡點力。

根據上述的邏輯，災難或是疾病發生之後的救濟與照料若能改善人們的遭遇…；災難悲劇的啟示與領悟，若能幫助人們在未來去解開惡兆密碼…，其實是神的醫治權與智慧下放的結果。人們只是代替神祇行照顧與復原之事。就治病而言，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的意義是疾病原因的解釋權從希腊羅馬的多神匯歸為一神，進而斷言生病的原因、建立生病與犯罪、挨痛與懲罰的邏輯關係。以致於教會同時承擔起治療照顧、審判與矯正的責任，人們也依賴這種組織與制度，從中世紀到1847年—人類成功使用麻醉藥之前。

這樣的傳統，是從教義而來。原因一：基督教醫學的核心就是治病者基督。他的門徒傳播治病的神蹟奇事。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態度，先有尼祿的屠殺，再有戴克里先在三世紀後期的鎮壓。君士坦丁時期，則終於允許基督教在帝國的存在。在四世紀末，狄奧多西在頒佈法律禁止信仰異教之後，基督教最終成為帝國的官方宗教。行醫與解釋生命現象的權力，同時就落入教會手中。拜占庭皇帝統治時，教士與醫生成為一回事。護理病人成為基督徒的七項義務之一。早期的教會與早期醫院的結構雷同，就是一個中心聖龕加上兩個或四個通向聖龕的病室或壁龕通道[8]。這種特徵，在十八世紀時，新建醫院仍然沿用。

原因二：醫院也是有罪之人的避難所。儘管基督教將痲瘋病患視為是有罪之人，使他們備受歧視。古代痲瘋病人，只能穿著繡有紅色L長袍，全身唯一財產—化緣用木桶。他們得靠乞討渡日。遇人接近時，還須不停搖鈴[9]，他們得自絕於群眾。但基督教強調愛，上帝對他的子民不離不棄，有照顧之責。歐洲最早的痲瘋病院是由聖徒Saint Basil the Great在西元四世紀時建立。之後，歐洲陸續出現了一萬九千多所痲瘋病院，它們都是由教會建造管理的[10]。醫院的字源中就有救濟院的意涵。

罪惡敗德的城市與時代，神會用瘟疫來一體棄絕責打他們。痲瘋病經過現代醫學的研究，它是極低傳染力的傳染性疾病。患痲瘋，在教會被定義為個人性犯罪的記號。至於這種病與罪的邏輯，讓那些身處瘟疫流行世紀的極度恐慌者，可以在基督教裏得到其他宗教所找不到的“希望”，就像是潘朵拉盒子最後守住的寶物。在多次瘟疫流行的時代，行醫佈道的基督徒促進了教會的發展，收容病患的醫院在意義上就等同於有罪之人的收容所。

原因三，教會治療的慈悲精神—代死的贖罪。De la Tour的名畫【Georges de la Tour/ St. Sebastian tended by Irene/1649[11]】，用不同於其他同主題畫作的手法來表現被亂箭射殺的瘟疫保護神St Sebastian。箭，象徵異教神話阿波羅故事中的疾病。St Sebastian成為控制傳染病的神，大約始於680年。最早的形象是蓄鬍老人，以斗篷擋箭。或是相貌堂堂的男子，全身赤裸，一箭射穿腹股溝，以暗示鼠疫[12]。異教的阿波羅帶來疾病，Sebastian則用肉身擋去。這種代死的形象，其實就是耶穌代強盜而死的翻版。有治病能力的耶穌，也被轉喻為有瘟疫保護神形象的St Sebastian。St Sebastian成了中世紀漫長歷史中，每次陪伴信徒渡過瘟疫懲罰的心靈依靠。Sebastian在基督教的初代歷史中，只是基督徒。據傳生於高盧，約283年，在羅馬帝國中曾參加卡里努斯的軍隊，並在後來的皇帝戴克里先的軍中任隊長，然後帶領許多兵士信奉基督教。但是他也因為傳揚基督福音而獲罪，結果是被判死刑。未料，他不畏死的信心反而使得獄吏與法官改信基督。因此事，皇帝只得下令用亂箭射死他。半死的他受到信徒的護理反而恢復健康。最終結果是他死於亂棒之下。為記念他，後來人們就在發現他屍骨的地點興建了聖塞巴斯蒂安教堂。文藝復興時期，其殉道事跡，常做為繪畫題材[13]。

De la Tour擅長表現黑夜中的光明，這圖以夜色來呈現雖與事件不符，但la Tour的夜色手法，確實是有助於聚焦。然後搭配戲劇性的情節，組合圖中哀傷的紅衣女子Irene、身後的藍袍子婦人(象徵聖母)、俯躺的Sebastian，畫面結構(scheme)讓人可以直接套合聖殤圖中令人鼻酸的聖母子母題(motif)。卸下聖體的那一刻，耶穌贖的是眾人之罪。Sebastian之死，贖的也是眾人之罪。

奧妙的生命機器是神所造，同邏輯之下，它若是損壞了，故障、有瑕疵、失靈、反常…，教會就有代為維修、照料收容、矯正的責任。這種認知有助於我們去體會“醫院與監獄”的親密關係、多義性與多樣面貌。

四，醫院不只是醫院、監獄不只是監所

先就醫院建築風格來說，十五世紀(1440年代)中葉開始，在義大利有了新的建築風格。第一個例子是佛羅倫斯的S.Maria Nuova醫院。有四個向四方伸出的翼廊，中間有個祭壇，全結構則是十字架的造形(cruciform plan)，接著在十六世紀的開始出現在英格蘭與西班牙。在美洲、日耳曼與法國的出現，約是在1620年代。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初，則有更大規模的變化，發展出放射狀平面的結構(radial plan)。它是一個有八路翼廊的構造，結構的中心是圓頂。設計的原理是可以用來吸出建物中使用過的空氣[14]。1720年代，這種八角醫院，是理想的醫院形式設計。它像是個八角的教堂，擁有八路翼廊。這種結構風行了五十年，十架結構則是到十九世紀還有作用，特別是救濟院建築。

在英國，十八世紀文藝復興式建築、希腊式復興風格、新希腊風格特徵的風格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中間塊體加左右翼廊，禮拜堂、圖書館的功能齊備[15]。也有僅單一塊體的類型。上述的十架式、放射狀式結構，其實是從最簡單的一字翼廊發展出來的。

簡單一字形的<倫敦病院>，是私人出資的醫院，興建於1748年，是共有23開間的建築。每列建築是長的，且服務於不同的功能。同時的一字形醫院若是短結構，則發展成居家形式的醫院風格。不過醫院風格的多樣性、多功能性diversification是英國風的特色，在法國卻不盡然。甚至也沒有家居風，反而像是工廠。建築的巨大，是為了呼應啟蒙時期的偉大。

多樣性、專業化…等等醫院建築的面貌，反映了“醫院”這個字的多義性。醫院的字源，源自於教士用來招待朝聖者的小旅館。所以hospital與hotel有共同的字根。就基督教而言，醫療是上帝恩典，是友誼和慈善之舉。身體的疾病只能靠神來治癒。通過祈求上帝的過程，人們可以獲得不可思議的治療。藥物被取代，人們採用塗聖油的方式進行治療。為了朝聖者，為了庇護他們，建造了小旅店，同時也成了醫院[16]。

hospital，這個多義字與hotel一樣有共同字根host，是主人之意。其多義性，說明了它的多功能特徵：如hospital醫院、almshouse救濟院、asylum庇護所、 orphanage孤兒院、foundling home棄嬰之家、guest-house for travelers and pilgrims客棧、poor-house窮人之家。服務的對象則有Poor窮人, pilgrims朝聖者, transients旅客, pregnant woman懷孕者, abandoned children棄嬰, the halt駐軍, the lame殘疾者[17]。醫院，其實是一個救濟院、學校、生病者的治療所、無法治癒者的家、患瘟疫者的收容所、私生子的收留所。<St Espirit醫院>在十六世紀中興建時，是用來收容孤兒與棄嬰的，就像是徐四金《香水》所描敘的男主角經歷一樣。後來被市政廳Hôtel de Ville合併，它也提供精神病患的收容庇護服務[18]。在18世紀，它的意義就是生病窮苦人的收容所，它並不同於有錢人請醫生到家看診的模式。這類有名氣的巴黎醫院有<Hôtel-Dieu>，雖名為旅社，卻是醫院。它目前的模樣是1868年時重建的，是因為受Haussmann的重建巴黎計劃的波及而改建，她原位於聖母院靠塞納河的南翼至南岸，成為有兩個中庭的病房。《香水》的故事中，Hôtel-Dieu是一個小傷進去大病出來的醫院，會因為傳染造成其他的併發症[19]。

在美洲的<Georgian Hospital>，也是窮人之家與救濟所。這也是醫院的主要功能，即使是1821年興建的波士頓工業之家，其性質仍是庇護所，收容小孩、孤兒等。至於醫院的接待者，就是host，西方教會的教皇St Benedict曾指示要求“對待每一位客人都必須像是對待基督一樣”。所以就醫院而言，擁有客房往往是正常的事，如<St.Gall醫院>。

也是十八世紀，英格蘭大量興建醫院。它們中的一些是在中世紀的基礎下改建。有的是由國家資本興建，也有個人出資者。英國醫院的普遍，也反映在十八世紀私人的公益醫院(voluntary hospital)陸續建立的現象上，像是1742年的<Foundling Hospital>，1748年的<London hospital> [20]。這些私人醫院，通常在地方，是由富人或是小集團或是基金集資而建。通常是就實質價值而興建，並無特別建築風格可言，大概就是平實的磚造正面加上中央山牆。倒是1767年的<Salisbury Infiremary>，維持著十八世紀的啟蒙風[21]。

1774年，路易十六則是在檢查巴黎的醫院，並建議改為多樣需求的小醫院。特別的新概念醫院是各自獨立的病房，以減少傳染，例如<Stonehouse>，然後中心建築是禮拜堂。醫院不只是醫院，放射狀的醫院設計，原是十架式設計的衍生。它是雙十架的結構。核心的教堂是生命、病痛意義解釋的中樞，與十架的意象相結合。對基督徒而言，十架就是罪與受難的象徵。分翼、分棟是為了專業、隔離傳染，讓空氣清新的設計。這促使我們可清楚想像，不同翼廊有其不同收容對象的專業發展。19世紀後，法國醫院開始專業化[22]。

五，監獄

進入十九世紀前，如同啟蒙時期對幾何模式(pattern)的理性興趣，監所結構的風格，一是塊體的方形、二是放射性圓形。放射性圓形與十架四翼式的結構成為當時的流行，優點是空氣流通。它與同期的醫院建築結構相呼應。

十九世紀新大陸的監獄建築設計兼顧建築性與功能性，也是兩種風格的競爭：一是Auburn型：它無窗，利用走廊天井光線，這走廊是建築核心，全建築是單一塊體。二是Herry hill型：因應人數變多、空間變大時的需求，放射狀設計(radial plan)結合隔離系統separation system，呼應同時的醫院多元系統的發展趨勢(diversification)。Radial plan的設計在1900年後還有出現，然後發展成肋骨式排列(rib-like range)。

從建築結構的內涵來說，醫院與監所的設計，有著相當程度的雷同，甚至共存。這內涵的交集，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能夠理解西方建築文明史中，醫院與監獄的親密關係。以《香水》中提及的Place de Hôtel de Ville為例，它是天主醫院，但它在1830年之前也作為刑場，是罪犯的處決處[23]。醫院、救濟院、精神病患收容所、罪犯、lazaretto痲瘋病院、刑場有同義性。甚至在醫院中，罪犯往往多過於病患[24]。在十八世紀的醫院照顧中，我們可以看見它們否定、漠視、鄙視人性的黑暗面。而這種負面形象，當時能與之相匹敵者，也只有監獄。這事實，激發了我們對啟蒙時期的價值觀“醫院與監所vs慈善事業(bienfaisance)”的負面體會。我們應該會認為它們的原始功能應該是改變社會使其更合理與更人性。醫院與救濟院的興建，也似乎是投射著這類捐獻者正面的、敬虔的希望，如<Newgate Prison>。實質上，它們卻是殊途同歸地剝奪、或是使人們無法行使他們的自由權。筆者的文章之所以會將這兩者整合起來理解，其實是因為它們“共同建築語彙—十架結構”與“內涵—心理的罪造成身體的病”的關係所激起的靈感。

十八世紀，在啟蒙意識的背景下，人們開始反省“照顧”與“剝奪”並存的矛盾現象。啟蒙精神中“理想美—自然世界無止境豐富中的美好[25]”的期待，醫院與監獄等機關收容人們不願意見到與接納的腐敗與黑暗的意義也被反省。在之前的十七世紀，就是林布蘭<夜警>的時代，某地在一夜的巡邏之後發現十五具曝露街上的無名屍是很平常的事情。而收容與接納他們之後，如何朝理想世界的光明面去對待、矯正他們，一本這時的理想美精神背景，而被檢討反省。當時，已經有監獄改革者John Howard(1726~1790)在1777年出版The State of the Prisons，1788年出版Appendix to the State of the Prisons，1789年又出版了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 Lazarettos in Europe[26]，分別探討關於監獄與醫院的親密關係。John Howard本是一個戰爭犯人，出獄之後為了揭露獄中罪惡故事，他開始造訪再造訪大英帝國境內的監獄與痲瘋病院。他遊遍全英國的監所後，進而認知到監獄的改革工作，其實是與它背後的惡毒立法者相對抗，而且在各國也會是如此。不過他著書建議改善意見的結果最後促成1779年的重要立法，並且在他死前完全轉變監所管理態度與情勢[27]。這套監獄建築與制度的著作，在啟蒙時期，象徵了原本受“神意志”所授權的、由教會代行的懲罰過程中，“人意志”的開始覺醒。

監獄的概念，在改革之前被認定是將犯罪男女鎖在一個在必要安全性且符合最低限度寬闊需求的建築。它會像是古代城堡、牆邊牢房gate-house、是孤立性的結構。犯人總是被鍊著，總是居住在光線與水不足供應的狀態。Howard的調查也証實這點：十八世紀的監獄沒水、沒新鮮空氣、沒陰溝。女子監獄則是令人窒息。在土牢中，犯人被鍊在一起，50多人鍊在一起的狀況是有的。女子也不例外。有很重的腳鍊、鎖在天花板上的也有。

其實Howard對監所改革的意見，反映的是啟蒙運動的特質，即人意志的覺醒與期待理想美的風氣。Howard其實並不是改革意見的獨創者。他的改革主張，藉由再造行為來代替刑罰的概念，早已普遍存在於各國。而他在1777年之前研究的監獄也並非都是無可救藥。例如，house of correction的概念，本來就是某些監獄的基本功能，它為年輕的孤兒所設計(即使對少數孤兒來說，house of correction反而讓他們陷入漠視與脫序)；Ghent的<Maison de Force>，1772年興建，具有放射狀平面的設計，可對比於<Hôtel Dieu>在失火前的放射狀結構。它本身就是個全國性的行為矯正機構。它是啟蒙思想影響下所興建的矯正機構。它的成立是基於一種信念：藉由教育與工作帶來的改善。為了這信念，被矯正者白天一起工作，但晚上有各自的房間[28]。又如羅馬的<St Michele監獄>，它是兩進的結構，中間挾有大空間的工作室。在英格蘭，則有<Bridewells拘留所>。英國Liverpool的<Bridewells>，原本是倫敦的皇家城堡與皇宮，位於Fleet街與河岸之間。1552年，變成了監獄。1557年，則改變功能為矯正，而非懲罰。它成為宗教救濟停止與窮人保護法律建立之間的過渡象徵。16世紀末期，house of correction不只在英國有，Holland也有，針對男性與女性都有。而且在床位分配上，更改善成同床男性不再超過二人，女性不再超過三人的人權考慮。

除了再造行為之外，“人意志”的體現，也就是“神意志”的色彩降低。這類例子包括有監所的“美學”意涵。十八世紀晚期監所設計的特徵是它不會只有限制惡者自由的功能，例如英格蘭的<Newgate監獄>。它就是用美學觀來進行設計。設計者認為建築若能體現羞恥心與榮譽感，善的提昇力量可以矯正人心。Newgate的恐怖鄉居風格、加上嵌在入口大門上的腳鐐的意象，都俾助導正人心。進入十九世紀，美學要求，很快就變成不需要。1849年興建的<Holloway Gaol>，就是最後一個去嘗試帶有陰險心機設計，將懲罰與如畫風結合的風格[29]。

最後，Howard的思想產生影響力。英格蘭，在1779年通過<監所感教化行動>penitentiary act for the regulation of prisons，並進而在1782年舉辦了一個男性、女性新監所的建築比圖競賽。結果由一個年輕建築師，皇家學院的William Blackburn脫穎而出。在他40歲死前，不少於17件這類功能的建築設計，服務這類新信念的監所被興建。其中也有圓形設計，所謂的panopticon風格。他的作品有很強的建築性格，部份是從Newgate繼承而來。在進入十九世紀之前，開發放射狀結構設計的優秀建築師還有Thomas Harrison，他應用一種國際新古典主義，同時也師法Blackburn放射狀平面的領導，並且前往羅馬學習(25~32)，曾建造監牢與軍營[30]。

對監所的檢討，還有Dickens在1842年美國旅行的經驗談。他參觀過醫院、庇護所、監獄。他稱Cherry hill型的<Eastern Penitentiary監獄>的隔離系統是無望的錯誤。Heinrich Heine也稱它是inhuman、un-natural。但獨居，在美國監獄中卻被認定是提供犯人自省自新的最好方式。犯人的禱告是讓他們從舊關係中脫離的法寶，加上提供溫水澡…等，都是讓<Eastern Penitentiary>成為十九世紀監獄典範的原因[31]。

即使監所設計，逐漸朝向人意志的方向修正，但是啟蒙主義式的思惟，尚未真正從治病罪罰矯正的神意志模式中跳脫。那跳脫，得等到十九世紀中麻醉藥發明使用後，才算是徹底打破罪罰病痛的結構關係。十九世末，隨即開始的心靈分析當紅，反映了人們用正確的態度來看待收容所的功能，與對待收容所中的精神病、肉體“罪犯”。精神病患非因鬼附、痲瘋病患非因犯罪。

六，精神病患與梅毒

梅毒，在十五世紀的最後幾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開始在歐洲流行。嚴重的病癥是精神麻痺癡呆。1493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Isabella為哥倫布他們的凱旋在巴塞隆納宮舉行隆重的迎接儀式。走在隊伍最前面的十名印第安人，裸體紋身，頭插羽毛毛，臉戴鑲金面具，手拎鸚鵡，還不時展示美洲來的金飾珠寶。人們爭睹探險隊的風采，同時病毒也在隊伍中，然後梅毒就開始在歐洲蔓延。當時它被稱為西班牙病。後來，探險隊隊員投靠為法軍的傭兵前往那不勒斯，法王查理八世帶兵收復該地時，梅毒也傳入義大利並加入戰事。他同時也是死於梅毒瘟疫，年二十八歲[32]。陸續發病的結果是梅毒被稱為那不勒斯病、法國病、高盧病。1530年出版的《梅毒與法國疾病》中對它有這樣的描寫：一個名叫希菲利斯Syphilis的年輕牧羊人，侮辱了阿波羅神。神為了報復，讓這個年輕人的肢體斷落，讓他的骨頭，牙齒暴露直到腐爛，他的呼吸發出臭氣，而且不發出聲音[33]。

1534年，亨利八世，許多証據說明他應該患了梅毒。病發時的恐怖，讓他不加區別地屠殺羅拉德派教徒、路德派、再洗禮派教徒、天主教徒。殺了修道院院長與修士，還砍了聖徒托馬斯莫爾、主教約翰費希爾的頭。這是一種梅毒症狀，神經系統受影響，引起脊髓癆，患者最後逐漸癱瘓失禁。有的人，大腦本身也會受損，出現可怕的個性變化，最終導致麻痹性癡呆[34]。

恐怖伊凡，1547年，即位為沙皇。初期，尚稱為明君治世。但在他的妻子安娜塔西亞死了之後，一連串恐怖統治的事情發生，1564年底出現了麻痹性癡呆的現象，以懷疑反判者為理由，將宮中財寶放在雪橇上，離開皇宮。然後接連處死反判之嫌疑者，甚至連同兒子強姦親王的夫人與女兒，並殺了自己的兒子。有成千上萬的百姓因統治者的梅毒病情而死[35]。因為敗德染上的梅毒瘟疫，導致病重時如精神病般的顛狂。它曾經是一種因交際廣闊所衍生的文明病，其普遍的程度甚至到只剩處女是未染病的。已算是難得的身體洗浴，也得將浴盒舖裹上墊布來確保病毒不傳染。如此“敗德—梅毒—精神失常”的鎖鍊關係讓醫院收容這種精神病癥的病患，其實是視其為罪犯。

同樣是感染梅毒，不同的歷史階段看待患病者的態度也不同。十九世紀的大文豪波特萊爾與莫泊桑同受梅毒之苦，波特萊爾死前六年飽受病痛折磨，只能靠鴉片大麻渡日，死於1867年。患病原因是他流連於聲色場所與交際女郎之間。

莫泊桑也因梅毒病入膏肓。1892年1月，他突然陷於精神錯亂，用身邊的裁紙力刺向自己的咽喉，幸而僕人法蘭斯瓦在場，阻止了他，莫泊桑立刻被送進巴黎郊外的巴塞精神病院。莫泊桑的病痛，源自梅毒，是天生抑是後天，迄今仍無定論。如諸信中所見，他母親也為類似的症狀所苦，弟弟艾維也在1889年十一月逝於盧昂的精神病院。莫泊桑以作家身份活躍的時期，也是他的疾病日益嚴重的時期。此時的著作，<男人的心>、<堅強如死>，呈現的是他的病痛體驗。症狀不只帶來肉體的痛苦，也形成間歇性的精神錯亂。1893年7月6日，莫泊桑嚥下最後一口氣。在死之前，他有使用鎮靜劑止痛的記錄，也曾旅遊沙漠，希望利用灼熱來逃避痛苦[36]。

十九世紀，麻醉藥品的發明使用，打破了罪罰病痛間的邏輯關係。40年代開始，麻醉藥發明且人體實驗成功。醫界同時開始用碘化鉀治療梅毒。但濫用的江湖術士也頗多，英國曾在1917年立法，將不夠格的治療者視為是罪犯。二十世紀初期，1905年，科學家才真正了解梅毒的病因，是病菌引起為蒼白螺旋體[37]。直到1910年也才有治療梅毒的特效藥[38]。當藥物可以有效解決“痛感”時，“犯罪懲罰”便與生病脫溝。就醫療而言，人類意志也才算真正覺醒。

七，結語

教會替神行道，一方面照料，一方面懲罰。雖然，災難被視為是來自神的懲罰，但受難者的照料醫治卻也依靠神的授權。疾病的解釋權，建立在那些解釋者長期以來慈善行動累積的能量後盾上。這種醫治與懲罰的結構，深深嵌在人類的認知結構中，以致於即使是文明發展到了啟蒙時代，所謂的自然神信仰的時代，人仿照神的世界，創造了自然神的概念。這時的人們雖然減少了對神權治療的堅信，但“醫院建築”與“監所建築”仍屬“bienfaisance”慈善事業，而且在性質與風格上的關係，甚至更加密切且可茲相互佐証。教會仍然發揮重要角色。

照料與懲罰，皆來自神的授權，教會主辦的醫院與拘留所只是代行其功。人類意志覺醒的方向、程度與時機，還得看他如何突破整個社會結構的綁縛。同理，我們也可以在現代，將社會體系內的監獄與醫院、精神病院建築歸類並加以核對，尋找其設計元素與功能性上的共同性。然後，逆推遡回人類意志的內涵。

桃園精神療養院的舊館，依照放射狀結構設計。它像極了Hôtel Dieu早期的放射結構。日據時期的嘉義監獄，也有典型啟蒙時期監所建築的放射狀結構。前述論點，加上兩處建築結構的雷同，讓筆者發想其實早期療養院的精神病患位階被等同於罪犯。巧合的是，療養院新館後方留著舊館時期就存在的桃園看守所分所。這種發想與巧合的發現，讓筆者想繼續探討它們—桃園療養院與嘉義監獄，在放射狀建築的軸心，這個過去是神意志的象徵所在—教堂(或是禮拜堂)，被置換為誰? 人意志象徵的工作坊(house of correction)又在何處? 前者的探討將有助於理解精神病患在罪罰病痛邏輯結構中的定位為何?精神病症與罪犯罪性的定義者、診斷與審判的主宰者為誰? 內涵為何? 後者的探討則有助於我們去理解精神病院與監所在經營過程中，以正面矯正替代負面懲罰的啟蒙運動式理想被修正與被調整的脈絡。不過，它們都屬於個別建築的空間意義分析，並不屬於這篇文章的內容。它們適合專章研究。

當筆者再一次看到高掛在醫院門口的信仰圖騰時，藉由聖蛇的夢兆來治病的象徵意義—疾病藏於人的心靈中，就會再次被提醒。當麻醉藥的使用已經成功打破病痛起因罪罰的邏輯之後，是否還有藏在心靈中的疾病，例如罪惡? 當罪的懲罰與照料者不再是教會之後，監獄與醫院在這種時代裏又會衍變成何種空間形式? 相對於啟蒙時期的價值觀“理想美”，今日它們的空間形式可以提供我們何種方向去理解矯正機關、建築設計者所透露的善惡價值觀…。將會是下一個專章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