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件收藏品來談乾隆皇帝的文化涵養
前言
乾隆的文物收藏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古文物的蒐集，一是新鮮事物的蒐集。豐富的藏品遍佈在紫禁城裏的九千多個房間中，乾隆一次又一次的普查與玩賞，反映了他的品味與珍愛。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僅就他的古文物蒐集面相來說明他的文化涵養。在這些收藏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怎樣的乾隆皇帝呢?
正文
乾隆皇帝用文字獄、經筵、修書等機會來伸張他的皇權，時而批判古代聖賢。同時他借舉行殿試選拔國家文官的機會，強調他皇權的主動角色[1]。這是他管理知識份子與導引當時文化價值觀的手段與智慧。
十八世紀中葉，是個還沒有攝影術而且也還不能理解什麼是攝影術的年代，身為紫禁城主的乾隆，得意地將各宮殿堂閣的古文物、書畫工藝品圖像繪製與編印成冊。他在朝的時期，內府出版了《秘殿珠林》(1744)、《石渠寶笈》(1744)、《西清古鑑》(1755)、《天錄琳瑯書目》(1775)與《西清硯譜》(1778)，陸續將其收藏之書畫、古籍與古器物有計劃地編寫目錄。從此開始古文物研究的新局面。這則是他管理古文物的智慧與品味。
以下我們就幾件文物舉例說明。
一，<文淵閣>與《四庫全書》
文淵閣是太子圖書館，收藏圖書，便於查閱。宮廷藏書由來已久，漢代有天祿閣，宋代有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隋代有觀文殿，明代有文淵閣[2]。清代文淵閣仿浙江天一閣形式興造。全閣用黑琉璃瓦，意指黑主五行之水，水壓火，是用來避火災之風水設計。書閣的功能一在於講筵，一在於貯藏《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降旨設四庫全書館，準備花十年時間纂修四庫全書。1782年修完時，全書共有七萬九千零三十卷，編成三萬六千冊，裝成六千七百五十函。四庫全書共抄七本，有北四閣南三閣共七本。文淵閣本目前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不過在四庫全書成書之前，先有《四庫全書薈要》的修訂，起因是乾隆擔心世事無常，年歲七十後可能見不著四庫全書全貌，所以要求修訂簡明版本嘗鮮[3]。
史家評斷乾隆修訂四庫全書的功過，是正負各半。功在於做了超越前例的大規模修書，過是乾隆趁此搜書的機會，大舉查察禁書。他所禁毀的典籍數量，竟超過四庫全書的書籍總量，許多珍籍從此消失在世界上。
對乾隆皇帝來說，禁書是管理知識份子的消極手段。修書卻有積極效果。它的效果是一方面消耗他們精力，再方面也滿足他們讀遍天下珍本的文人志願。就老百姓角色來說，禁書的政策相對換來了統治者的用誠治國。畢竟，上位者在查清毀盡那些堪稱思想亂源的問題書之後，在治理百姓時，將可以少去許多不必要的猜忌。
二，<武英殿>與《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在明朝初年，武英殿是皇帝選拔善書寫畫家的地方[4]。清一代，武英殿的功能則是皇家印書館。
武英殿作為印書館，自康熙時期就已開始。當時用銅活字印刷《古今圖書集成》。但因為銅字重，在乾隆時改為木刻活字。由於“活”字不夠高雅，故重新命名為“聚珍”[5]，曾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出版，其中載明聚珍版活字的製作與印刷過程。因為這種木刻活字很精緻，所以通稱“聚珍版”[6]。又因為印刷時使用特製的墨和潔白細膩的開化紙[7]，所以稱這一種高品質的武英殿印刷品為“殿本”。
代表皇室的印刷等級，精緻高雅。被封上“殿本”的印刷品，也等於是被加冕了學術上的權威性，如此一來無形中的磁吸作用，凝聚了讀書人的信仰。
三，<養心殿>與《銅雀瓦硯》、《八徵耄念之寶》與三希堂收藏
正殿起建於明代，清雍正時期有重修。殿中有雍正手書“中正仁和”，主殿側面有東西暖閣相連，西暖閣內另闢有三希堂。
雍正以前的清朝皇帝多以乾清宮為辦公所，是因康熙於乾清宮擔任統治者有 六十一年，雍正即位後不願犯不孝的譏評，所以移到養心殿。康熙過世時，養心殿因為離乾清宮較近，雍正索性就近守孝。然後也就成為雍正的辦公處所。再因為雍正積極謀事，養心殿離軍機處近，也是考量其方便性。殿內設有內膳房，以利用膳[8]。從此養心殿的生活機能完善，也就變成歷任清皇決定辦公處所的首選，光緒期間慈禧垂簾聽政處也在養心殿[9]。
故宮寶物盡有其典錄代號，讀者可以循此規則追溯出寶物的原收藏地。收藏於養心殿的物品，代碼是“呂”。以下是兩件呂碼器物：
仿漢《銅雀瓦硯》
銅雀瓦，原指東漢曹操修銅雀台所用之瓦。仿漢銅雀瓦與實際的銅雀台無關，在技術上，真正的漢朝磚瓦無法改造成硯台使用，仿製的瓦硯仿製還需經過磨製與上蠟的處理。用古代磚瓦製造硯台的風氣可溯自中唐時期，宋代盛行，明清則延續這風氣[10]。乾隆玩賞這類器物—銅雀瓦硯，有其響往古風的品味。
<八徵耄念之寶>[11]
八徵耄念之寶印，13x13cm，八十歲的乾隆皇帝專用的書畫收藏印。印面刻有八徵耄念之寶記。記中說到年邁的乾隆是如何在過了古稀之年十冬之後的戒慎恐懼心情。心想，在接下來的年歲中，需謹慎提醒自己當留意天象徵兆，提醒自己更加體恤黎民百姓，每鈐一次八徵耋念之寶，就是又一次的自我提醒。縱使距離歸政之年，只剩六年，但是他仍然沒有懈怠。
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日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泱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開袞之慶，鐫為璽以殿諸御筆，蓋莫若洪範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懷，庶徵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徵[12]即所以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幸賴天佑身體康彊。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職以待六年之期。何則壇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中外之政不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心存。苟失其一叢脞，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敬念庶徵乃仍古稀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斂錫之志也，亦即近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日憂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才得六六之中…。[13]
養心殿西暖閣是皇帝批閱奏章與重要大臣商討國政的地方。三希堂連接西暖閣是清高宗日常閱讀書畫作息之處[14]。
乾隆十年冬，高宗皇在宮內成立三希堂[15]。因收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與王珣的<伯遠帖>三件稀有寶物而得名。堂中有乾隆所書《三希堂記》，金廷標畫三希寶物故事畫，以及一幅金廷標與郎世寧合作之《人物觀花圖》，觀者可以很清楚看到觀花圖中刻意應用透視法營造虛擬空間的巧思[16]。
<快雪時晴帖>
王右軍法書真蹟：曾出現在唐代褚遂良的《右軍書目》中、也見於北宋米芾的《寶章待訪錄》中。本中也有金朝章宗的“明昌御覽”內府收藏印。元趙孟頫因得見真跡而欣喜的題辭落於隔葉，題跋當時為延祐五年，1318年。由於乾隆摯愛快雪時晴帖以其從右軍先生從鵝態悟得書法的典故，愛屋及烏，曾指示姚宗仁製作玩鵝玉器。然後要求朱彩刻帖文於鵝玉器上。這件事情，就紀錄在快帖趙跋的下面[17]。
四，<四美具合幅>
董邦達畫。四美典故，乾隆十一年夏，晉顧愷之<女史箴圖 >，宋李公麟<蜀江圖><九歌圖><瀟湘圖>共四幅具入清內府典故。這四幅圖原為明代海上(即今之上海)收藏家顧氏的收藏。因佳作難得，故仿三希堂之例，闢室曰四美具[18]。乾隆就曾為四美具作贊：虎頭三絕，妙極丹青，桓元巧偷，自詫通靈，有宋公麟，名冠士夫，海嶽避舍，顧陸為徒。瀟湘澹遠，蜀江清峻，九歌瀤奇，奕奕神雋，中舍鑑藏，名蹟歸重，劍合珠還，雅置清供。
從民間得來的內府收藏，也是乾隆朝增加庫藏的方法，四美具便是一例。為此四美收藏，董邦達繪圖紀念，即<四美具合幅>。圖中人物作明代裝束，表現的是原收藏者明代海上顧氏的典故。
五，《石渠寶笈》
乾隆九年張照等撰，正編四十五篇。乾隆五十六年阮元等撰續編八十八冊。記載內府所藏歷代書畫真蹟。分書冊，畫冊，畫畫合冊；書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軸，書畫合軸九類，每類又分上下兩等。每一書畫真蹟，皆詳記其紙絹、尺寸、款識、印記、題跋等項。紫禁城的豐富收藏，散遍於城裏的許多宮室裏。為要順利找到心儀的寶物把玩，非得一套有效的導覽辦法才行。對乾隆皇帝來說，石渠寶笈就是故宮珍貴書畫的導覽手冊。
六，<昭仁殿>的《天錄琳琅書目》與<樆藻堂>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昭仁殿之命名，起因於紀念明崇禎自縊前手持匕首親自殺死的昭仁公主而命名。在順治康熙兩朝，它曾是皇上過夜休息的宮室。雍正之後，皇帝起居室遷移到養心殿，昭仁殿就成了皇家的藏書室。乾隆九年(1744)命大學士編修歷代宮廷秘錄，檢閱內府藏書，選擇善本進覽，列架陳置於昭仁殿，親書匾額“天錄琳琅”。書目分類上有經史子集四部，每書著者、卷數、源流多有考証說明。雖考証不甚精確但仍不失為一部重要的版本導讀書[19]。除此之外，殿中還藏有許多宋遼金元明朝的古籍[20]。
吸收來自歷史或是異族的文化養分是有方法的，也可以是有效率的。乾隆指示導讀工具書的製作，信是有其俾益吸收文化養分的考慮。收藏於<樆藻堂>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即是如此考量。<樆藻堂本薈要>是舉世的孤本，原本收藏於圓明園味腴書屋的版本是同胞的另外一套，在1860年咸豐十年時，毀於大火。阮元乾隆五十六年奉敕撰編《石渠隨筆》與前述的《石渠寶笈》，記內府書畫內容特徵，也是導覽用途[21]。
七，<上書房>與<南書房>的《西清古鑑》
位於乾清宮的東西兩側。上書房為皇子讀書之處。雍正當初為求時刻監督皇子讀書，就將上書房遷到御門邊。皇子上課一如目前之學校，尊師重道與上下課制度盡如是。乾隆、嘉慶、道光、咸豐都曾經在此讀書。
南書房，位於西側。在南書房任職的是博學多才的翰林大學士，以及一些傳教士[22]。主要的角色是受皇帝徵詢國政見解。
“西清”是清代宮內南書房的別稱，原義是西堂清靜之處，語出漢書司馬相如傳裏上林賦的典故[23]。乾隆時內府收藏銅器品目，以南書房為名，題為《西清古鑑》，然後又有《西清續鑑》。銅鏡的鑑古，除了《西清古鑑》與《西清續鑑》(乾58)之外，還有《寧壽鑑古》與《寧壽續鑑》(乾3)，又稱“清初四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乾隆以西清為鏡譜之名，確有其深刻的用心；南書房作為顧問徵詢之機構，亦信是有其深刻的用心，以人為鏡與古為鏡。
乾隆朝即使有如此豐富的考古書籍出版，他的考古認知卻並未超越宋徽宗時的《宣和博古圖》。從上開始的考古興趣與自下蔓延如顧炎武等人的金石文字考証興趣，開啟了乾隆嘉慶年間的金石學，間接滋養了其後發展的金石派書畫風格[24]。
<南書房>與賈全《畫二十七老圖》沈初書詩
賈全為宮廷畫師，內廷供奉。沈初，是乾隆內巡召試所得舉人，後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三十二年入值懋勤殿。三十六年入值南書房摹仿唐人作《會昌九老圖》筆意。畫中表現乾隆為生母孝聖憲皇太后賀壽的慶典活動，寫生成卷。所謂九老，指的是年滿七十者。皇太后八十大壽，時年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將七十以上大臣二十七人，分三批送遊香山，然後要求每人作詩一首，共襄盛舉。其中最年長者已經113歲。這二十七老，個個都是有功於朝廷，入值南書房受乾隆徵詢的國政顧問—沈初將這些德高望重之功臣詩作一一膳錄，亦有其以人為鏡、慎終至孝與飲水思源的功效。
八，<如意館>
在《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郎世寧曾在如意館教授油畫。學生有丁觀鵬、沈源等人。如意館為造作處下專門為服務皇帝所設立的機構。西洋畫家、琺瑯專家及鐘錶師都集中於此。順治康熙時期，畫家供奉內廷，繪畫事宜由內務府總管。雍正時，內務府造辦處設有畫作坊，至乾隆時內務府重視畫家的地位，因有“如意館”、“畫院”等機構，畫家的地位臻至最高。廣徵繪畫、畫樣設計與雕刻等多方面人才成為宮廷藝術創作場所。在乾隆九年1744年以前宮中畫家稱為南匠，後變稱畫畫人，地位已經開始提升[25]。
九，<重華宮>與《痕都斯坦玉墨瓶筆室》
乾隆也收藏中亞文房用具。有評：中土聚毫為筆，外域削木供書。痕都斯坦筆，如同沾水筆，筆室窄小，整組文具附有墨瓶。
收藏於重華宮的器物多為外國貢品，重華宮本為接見外國使節之處，貢品陳列於斯，時有宣揚國威的作用[26]。
十，<樂壽堂>與《西廊法貼》
位於紫禁城東北角寧壽宮花園、與養性殿成一直動線。西廊嵌滿法帖，乾隆皇帝重視書法，把標準版法書公佈，有傳召久遠的設計。
結論
乾隆的復古風，讓他多次普查與重編禁宮古物收藏。雖然他沒有選擇將它們集中一室，使其發展成像羅浮宮般的博物館組織，反而是製成圖輯，寫明收藏宮室。讓他可以按圖索驥，在每一次的宮廷散步裏，安排訪聖般的尋寶經驗。即使如此，他卻不泥古，仍有效率地吸收各種文化營養，甚至求創新。這些涵養讓他自視為詩人且產量頗高；自視為書法家所以頗自信地在府藏書畫上題字題詩；精通繪畫，且在身邊集結了一批中西名畫家[27]。
正文幾件乾隆皇帝的收藏，配合著紫禁城宮殿樓閣的不同機能分別貯放，透露著他治國文化政策的不同面相，像是一個人個性的不同面相：做為顧問徵詢的南書房，成為以典範自我反省的象徵；經常接見外賓使節的重華宮，成為宣傳清朝國威的門面；做為圖書館的昭仁殿，收藏歷代古籍，成為他檢索中國歷代聖傑智慧的起點；做為行政中樞的養心殿，乾隆新建了三希堂，高升文化的地位。這個自信、好學又能反省的乾隆皇帝，用紫禁城不露痕跡地呈現了乾隆朝胸有成竹又包容萬象的大國氣度。
[1]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226。
[2] 文見：《中國建築—北京故宮(下)》台北，錦繡出版社，2002。頁14。
[3] 文見：《紫禁城秘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127。
[4] 文見：《紫禁城秘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133。
[5] 文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等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102。
[6] 文見：《紫禁城秘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134。
[7] 文見：《中國建築—北京故宮(下)》台北，錦繡出版社，2002。頁14。
[8] 文見：《紫禁城宮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87。
[9] 文見：同上，頁93。
[10] 懋勤殿與文源閣也有古硯的仿製，如《澄泥墨硯》與《澄泥虎伏硯》澄泥墨硯，收錄於乾隆編《西清硯譜》，收藏於懋勤殿。澄泥虎伏硯，原為澄泥材質，但是為了仿古，故假作銅綠斑點。西清硯譜成書後，這方硯收藏於文源閣(圓明園)。關於這兩件泥硯，是乾隆看完宋人張洎所著《賈氏談錄》得知取澄泥作瓦硯的典故，在乾隆四十年使用過瓦硯後，進而指使工匠仿製的例子。《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99。
[11] 同上。頁223。
[12] 庶徵，徵兆。指事情發生前的許多徵象。書經洪範篇：念用庶徵。唐書天文志上：是故之哲王，法垂象以施化，考庶徵以致理。《中文大辭源》卷二。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頁1010。
[13]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39。
[14]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32。
[15] 根據四美具合幅跋所言，梁詩正言高宗乾隆成立之年份是乾隆十年冬。
[16] 文見，同上註。人物觀花圖，完成於乾隆30年，即1795年。頁95。
[17] 姚宗仁供職於內務府造辦處的如意館，朱彩則是供職於刻字作。同上，頁32。
[18]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89。
[19]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123。
[20] 同上，頁205。
[21] “石渠”，原為閣名。在漢代就有設置。傳為蕭何所建，用以藏宮中書籍。本位於未央宮之南。蕭氏興造時，用處在收藏秦代所保留之古籍。因為其下有磐石為渠以導水，因此成為閣名《中文大辭源》卷三。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頁2239。
[22] 同上，頁151。
[23] 《中文大辭源》卷四。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頁2842。
[24] 《故宮文物》月刊236期。2002年11月號。台北，故宮博物院。頁9。
[25] 《故宮文物》月刊236期。2002年11月號。台北，故宮博物院。頁54。
[26]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97。
[27] 如張宗蒼、鄒一桂、董邦達、錢維城、郎世寧、王致誠與文啟蒙。文見：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