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的考古
前言
在古代歷史中的圖像(image)與文字(word)，其分野不似現代那麼具體。就象形文字發展的過程來看，文字的圖像性，從濃到淡、從明顯到隱晦、從擬像到假借的歷程，有許多規則被發現。不論倉頡或是李斯，文字格式的統一與簡化勢必讓象形字的圖像性得經歷一番修整。修整，反映的是另一套的分類標準，如“將從米的稻”歸類為部首“禾—小米”。筆者在文中，就中文初步成熟的甲骨文與金文為資料源，以姓氏的原理與實例來復原文字形成與統一修整過程中的圖像重要性。
正文
文字發展的規律是趨簡與求別。字形的借貸關係，目的為了創成真正文字，借有形來寫無形[1]。如果以是否符合造字規律來判定文字與圖形的分野，或判定圖形作為文字使用的開始，中文文字的開始是商代象形文字。造字的原型，仍是自然物形，然後漸漸從獨體字衍生成二體字。文字的複雜化，意念隨之複雜化。追溯象形字的成形與應用的原理，將可以回溯意念的原型。文字考古的作用，就是可以藉由象形文字造字意念的溯源，揣想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組織、人與部族與性別的關係在古代文明裏的狀態。
壹，象形文字的基本原理
以象形為造字靈感的例子，不唯中文。中文通稱的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也頗為雷同。Champollion的稱它是一套非發音與非獨立的象形字系統，藉由象形的表意字母之間不同的排列組合，得到不同的意義。他認為字體的自然衍變與突變其實都是為了要適應埃及人的書寫習慣與追求永恒的價值觀。除了文體，書寫者身份、工具與其發展過程和意義的形成都有關係。
不過，不同的是hieroglyph原文，其實直譯應該是神聖文體。這些埃及人稱他們的書寫叫做“medu-netjer”也就是“the god’s words”，用一個受希臘文影響的近似字叫做“hieroglyphics”，就是所謂的holy-sign。只要是任何這種組合植物、身體形象、幾何圖形與鳥類符號文字的人們，就像是視覺詩(visual poetry)的理念與欣賞隱藏在象形文字背後的神聖啟發[2]。它是一種“既寫即有”“生命力”的“神聖”語言形式。在神學聯想中，文字的發明與使用結合了朱鷺(Thoth)神的形象。一個人若是能夠書寫就等於是能夠理解、擁有、控制、甚至是享受“生命力”。甚至Thoth神因此成為人生最後的生命審判官。這種靈性的條件，讓書寫這種高超技術，具有排他性，這使得書記官成為一種獨一的身份象徵—智慧[3]。
這種神秘性，源自於知識的力量，一種權威。心靈與心思藉由文字保留下來。掌握文字，等於是掌握心靈。
雖然中文象形文字，並沒有發展出像埃及象形文字的神秘性出來，但是文字的發明本身，卻是神秘的。像是倉頡的形象。自古以來，大家均深信文字是由倉頡所創造，所以人們尊崇他為制字聖人，或制字先師，蒼頡聖王。據說倉頡乃天神下凡，為黃帝史官，掌記事，龍顏四眼、目光如電、仰觀日月星辰、俯察鳥獸蟲魚。取仿物象、一畫一豎、一點一圈、撇捺鉤挑，配聚而成字體[4]。而聖人所創制之文字，便被稱為聖蹟，因此供奉制字先師倉頡神位的敬字亭，也就被稱為聖蹟亭[5]。在古代習俗中，甚至認為在廁所中或裸身讀書，都犯了禁忌。以致於發展出有文字之書紙…任意撕裂，塗抹、丟棄都是對聖人不敬。明景帝景泰五年進士顏延表稱“自倉頡作書，產天地之靈秘而文章流遍宇宙，…為上天所珍惜，人君子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故有志功名之士故當眾點畫，即無心利祿之亦宜畏敬斯文”。最後在宋代，由惜而生敬，發展出興建敬字亭的習俗[6]。
與文字神秘性相關的神祇而立祠供奉者，還有文昌帝君與魁斗星君[7]。唯二者均衍為科舉功利與科名之神。桃園文昌廟位於民權路上，清同治五年（西元1866年），當地舉人李騰芳創建文昌廟，當初只有樓房一棟，稱為「駕鰲樓」[8]。唯文昌信仰之發展，總有令人不解之處。畢竟，他們本來都是科舉場上的失意之人，眾人不查之下，多年來已衍為考試祝福之神。
就文字的現實功能而言，中文的初步成熟形態，在殷商時期的象形文字，有甲骨文與金文兩種。它們是刻製或模製的文字，目前仍可見，它們因不同的使用場所與功能而有別。經過考古學家與文字學家的研究，應証這點。
當時的象形文字，不只是紀錄心靈，甚至是命運，如卜辭。不過，除去神秘性，在金文中屢見的許多圖像符號，今日暫稱為族徽，則聲明了早期文字的最初功能有分類的作用，是科學的最初形態。
但不能否認的是，語言與言語不同；古代中文字詞，連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也不同。以致於在文字、意義與功能的結合之前自有一段試用、修正、確定與固著的過程。字音不見得同步、也不見得統一地匹配字形，像文言文與方言不統一、不同腔調等等狀況。字音字形字義是現代語言的概念。兩者間的距離，讓字音與字形不見得固著，但發展至文字的形音義統一，其間的衍變是有跡可循的。這軌跡就是文字考古的著力處：書面語言經過解釋，回到語源，意義才得解開，所以有所謂的訓詁之學。藉由這種古代的文字考証，我們可以進一步還原古代意念世界的原貌。逆向拆解文字的原理，可以還原意念世界，他們使用的趨簡與分別原則將有助於訓詁考古還原。像是甲骨文中的禾，本身是垂頭的稻穗。田字，甲骨文中已有。它反映的是商代一種阡陌縱橫的農業利用景象。利是石鐮。秉，是手持禾。舂，是手持禾擣米。但稻，雖作禾部首，禾是小米。但從稻的古字，卻是從米，穀物的分類是精準的。文字的統一，例如秦代，勢必會造成原始意念的模糊、混淆與簡化。有趣的是，文字考古，在考証到像是龢這類字時，龠所象徵的多管笙樂器，再於收穫的意象結合時，我們可以藉此還原出為收穫吹笙管樂器歌頌的情景，古代社會的景像是被還原出來了[9]。
古代並無象形文字的通稱，唯東漢許慎歸納的造字原理的分類有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象形字，仍是最大宗，也是創造文字符號的靈感來源。許慎的象形類文字又分為四類，一是象全形，如山。二是象部份形，如羊，象頭部。三是合併形，如齒字，需結合口的造形。四是指示形，如腋，古字亦。就是用雙臂下畫兩點指示之。
象事字，也有數類。它指的是人與人，人與物或物與物的關係。如聞，耳聽的動作。鬥，是兩人相鬥。飲，雙手捧酒[10]。
象意字，用以表示抽象的意念，事物狀態與時空概念與方位概念。如晶，古星字。春，則象徵草木因日而生。盡，則是用工具洗刷器上的意義[11]。字體結構有上下內外難簡的各種變化形。還有異字同體形。
從上述的功能、象形的原理、形音義的形成過程來看，甲骨文—卜筮之文能體現人類尊重與了解自然世界的態度；金文—青銅彝器之文，以祭祀為主，除了求美的緣故，還體共同信仰世界、靈界精神世界…這兩者的衍變過程與獨特性，顯然有必要加以說明。
貳，甲骨文與金文
一甲骨文
商代甲骨，做為卜卦之用[12]。卜，就是燒灼甲骨後產生的裂痕。卜，音噗，就是甲骨說話啟示的聲音。甲骨在使用前，需經過整平，打磨鑿鑽。用火點鑿鑽孔後產生的爆裂紋，稱為兆紋。再根據紋樣判斷吉凶。卜的坼，即橫筆。分為首身足三部份。首向上為吉，首俯向為凶，身有節斷也為凶。又因為卜兆是重要大事的決定參考，故當時的卜事職官有嚴密的分工。有龜人，負責取龜，殺龜與製龜甲。垂工，準備燒灼料。卜師，燒灼者。大卜，報告卜兆之事。占人，判定吉凶[13]。
而甲骨發掘的研究，通常是以王懿榮認出它是古文物時開始，1899年。1899年，劉鶚到北京達仁堂為朋友的瘧疾買藥，藥方有“龍骨”。骨上有類似漢字的刻紋。這兩位先生前後將北京所有藥店的龍骨買去，核對出其中的1058個字。但王懿榮的命運是1900年在戰亂中投井而死。時已收藏甲骨共約1500片。中國人對文字起源的認識，一直以來都是依靠《說文解字》中對9000個字的說法。甲骨文的發現則動搖了即有的漢字理論系統。
但更早之前就有甲骨出土，由於它被視為是藥材龍骨，挖掘者有利可圖，所以並不透露真實出土地，然後誤導劉鶚說是在河南省湯陰縣。1903年劉鶚出版鐵雲藏龜序言中就紀載這事情。中藥龍骨，《神農本草經》中是真的指古代化石，如象類，犀牛與三趾馬的化石。但實際上卻沒有那麼多。後來出土了甲骨之後，進而替代之。而這類龍骨，從唐代《本草》中就有記載。假設從當時開始以龍骨製藥，一年使用一千片吧，一千多年就是一百多萬片。這種現象，直到甲骨文被認定是古文物之後(1899)才終止[14]。
同時的人們因為語言學家對龍骨的興趣，文物商人，無不向安陽郊外的小屯蜂擁去，那是具有傳奇色彩的商代遺址。當地的窮苦農夫，從西元500左右開始，就以挖掘龍骨賣給中藥店為補貼。其實羅振玉的考查，真正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陽的小屯村，當時是1916年[15]。1928年在小屯的挖掘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考古的科學性挖掘。這些豐富的獸骨與龜甲，統稱甲骨。真正的甲骨考古，是從羅振玉開始。1911年，玉弟振常在安陽挖掘，1915振玉親自挖掘。也真正印証水經注所稱殷墟的確切位置。洹水出山東，經殷墟北。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16]。
甲骨的挖掘成果，從1899到1928年，挖掘出十萬片。1928到1937年，十年公家挖掘出24918片。1937至1949年，挖掘10600片。1949至1977，挖出5300片。
幾個甲骨研究的重要人物
劉鶚(1857~1909)，曾任清末知府，老殘遊記作者。精於數學，曾從事治河，礦業。別號鴻都百煉生。甚喜碑帖金石，著有《鐵雲藏陶》，《鐵雲泥封》。1908年，因為擅散太倉之糧，及浦口購地之事，被逮，流放新疆。1909腦出血死於迪化。劉鶚輾轉收藏王懿榮所藏甲骨，共約5000多片。之後收藏者還有猶太人哈同，美國福開森[17]。
羅振玉，1866~1944年。號雪堂。曾是清末學部的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羅振玉於1891年就與劉鶚相識。1894年，在劉鶚家當家庭教師。羅氏女孝則，嫁給劉鶚之子劉大紳為妻。羅最早見識的甲骨文是1902年在劉家所見的甲骨拓本。1911年，命其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掘甲骨。自1906年到1915年，近十年，收藏近30000片。甲骨文著作有《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菁華》，《殷墟書契後編》，《殷墟書契續編》，《殷墟古器物圖錄》，研究的甲骨總計5461片。只是1940年，羅氏故去後，當時的甲骨收藏則多數散失。只有部份歸幾所博物館收藏[18]。
董作賓的殷墟甲骨考古研究的最大貢獻，就是將殷商帝王分期的重要人物。其中又以盤庚遷殷之後的帝王歷史分期最後詳盡，因為龜甲的出土在殷墟。
以文字特性來說，甲骨文字還保留著繪畫的色彩，但又不失素描式的寫意神態；在排列上不似一些後來的書法，比較自由。
二，金文
甲骨文是官方卜辭，甲骨文材料涵蓋盤庚遷殷至商射滅亡的273年間書面語言。甲骨文的出土，僅限於河南安陽。金文則是一套完整的標準字，作為鑄造之用[19]。但殷商青銅器與金文則是遍及長江與黃河流域，在商周代遺跡中多有出土。其形式從商到周，無法明確分期。董作賓認為，金文與甲骨文是並存的。金文是裝飾體，甲骨文是實用體。卜辭的內容完全日常化，反觀金文則是多有紀念性[20]。
日本象形文字學者白川靜則認為中國青銅器以祭祀為主，原本祭祀用之器物，因為青銅材質的加入，造形意欲得到解放。青銅作為祭器，讓出現在上頭的金文，也有一股神秘性、神力。
金文或用刻造或是塑造。青銅祭器，又稱為彝器。白川認為就金文來說，他認為僅“彝”，就可以體現這種商代人的細膩造字心思。彝，象雞兩翼反翦之形，表取雞血以釁祭器之意。器，則是四個祝告之器，中置一犬牲，意指送葬之明器[21]。許慎在說文裏也稱“彝”，宗廟常器也。彝，因此又稱彝常。象形字，取手持祭物之狀，祭米、祭豬頭絲布覆蓋之。筆者則認為它頗相似於埃及之供物台。就表現貢獻供品的虔誠心來說，已經淋漓盡緻。不論有無白川氏所謂雞血，它的意念已像埃及神聖文體一般明確，本身即具有神力[22]。這種神力的寄託，是從甲骨卜紋決定命運的神秘性而來。
金文的研究，從宋代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蒐集許多故貸青銅器與其上的銘文的例子了。研究殷商象形文字的董作賓稱金文是商代的較古文字，簡潔和抽象的甲骨文年代則較近。然後利用這種過時字體來達到裝飾的作用。金文，是漢字標準字體的的源頭—小篆。
1928到1937的考古挖掘，也挖出許多青銅器。這些青銅器與當時的人用美酒佳餚祭祀祖先神靈所舉的行的儀式有關。上面的金文，成為考証當時祭禮、宇宙觀的重要資料庫。目前的金文資料庫中，獨體字最多，且多是象形字。合體字其次，其中的會意字最多，然後是形聲字[23]。殷代金文的特徵，是書體的多變化。關於銘文的製作，各氏族似乎競相創意。如同族徽的分類分群功能，合體字更滿足於說明分群關係的需要。如姓與氏、上與下、直系旁系等等…。一般說來，當時的人只要一看書體，就能辨別出那個氏族，並且依據合體的原則，推敲主支系的脈絡。大多數的殷代金文，都比較自由而有個性，字體漂亮有對稱型之美，並且帶有遊戲意義。
參，以姓氏為例的文字考古
從殷代金文來看，文字與圖形相互穿插。族徽圖形，它並不被歸類為文字。因為它不成文意、形態不固定、組合較鬆散、句中的詞位尚不固定…[24]。發展至金文階段，文化與社會結構已臻成熟，因此我們可以藉由這些Image圖像性質高的文字，對於它們多種變化體進行研究，找出故有的象徵與表意作用，如美、每、媺，其圖象性高或因其他功能的緣故，進而揭發其文化意涵。也可藉由族徽中的圖像性，找到更遠古前的脈絡。
殷代金文中的証據有許多以鳥為代號的族號，後來成為姓氏。殷人爭相以不同的鳥形為家族記號，顯然以鳥為榮。這可以能與殷族屬於鳥圖騰的民族有關。
金文中也可以看到商人姓氏中以植物為尚者。商人，從空桑而生。桑，木的一種。從語音學來說，木母同音。木從母親發音，或可聯想從木而生的涵意。從母而生成為姓氏分類的基礎概念。接著姓氏中還有以地文類記號分類著：如山川；武器類記號；建築類記號，如郭；生活器具，如車；人體記號，如孟。家族記號的特性，繁省互見，形體更異，圖形與線條互換，部件移位等。沒有固定的筆順。省體，是省略次要的部件，主形體不變[25]。還有複合族號[26]。亞形記號，亞是墓葬記號。加上亞型，有紀念，逝去的涵義。以下就從姓氏、族徽圖形的源流原理來考証。
一，釋“姓”與“氏”
(一)姓
追溯商代金文，商人從空桑而生，桑者木也。唯歷代以來母字象形，唯母音與木音相同。木，字義上則是木，冒也。冒地而生《說文》，即從地而生。冒，雖作冒出來。但字義上：冒，覆也《說文》。原意是人死後的裹屍布。冒，非袋。它是前後相通的直囊。就死亡儀式中，覆屍的直囊，是要象徵空桑的木母腹中。木與樹，有別。木與尌是兩字。木是自然生者，尌是豎立的意思。故樹，是人工種植者之謂樹[27]。喪字，與桑字金文相同。形同音也同。商人從桑而生，從桑而喪，也是合理。隋末虞世南《北堂書鈔》，是其擔任皇家圖書館秘書省的秘書郎時的書籍摘錄，其中空桑穢飯，酒之始也。宋以後明人李日華《六硯齋三筆》，稱原酒之始，實本於桑[28]。
商音，從桑。木的一種，從地而生如從母而生。從母而生，則冒。冒又做裹屍囊。對商人而言，從桑木之生到死。文字考古的概念，便是從文字去証實古傳說的真實層面。姓氏部族的分類就是從“生”而起。
生，象艸生出土上[29]。眾草，則作茻，是毛。莫與毛有同音源，在意義上是日在眾毛中，莫字同幕字，故幕後，即日受遮於女陰毛之意，陰毛遮蔽的意涵。故幕府又稱莫府[30]。從女陰而日生，每日週而復始，如天道運行之生命道理。這邏輯與埃及Nut女神生日與吞日的模式一致。
姓，從會意字而言，就是從人而生，就是子的意思。子姓等於子孫。三國曹的張揖所著《廣雅釋親》就如此主張[31]。姓[32]，人所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為姓從女生。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
段玉裁注：因生以為姓，若下文神農母居姜水因以為姓，黃帝母居姬水因以為姓，舜母居姚虛因以為姓是也。感天而生者，母也。故姓從女生，會意。其子孫復析為眾姓，如黃帝子二十五宗十二姓，則皆因生以姓也。
故姓雖指從人而生，但取女為部首。之前的姓，從人字旁，非從女字旁。從“人”字旁，有“生”字，說明從男父系的傳承體系。既是改為從女生，是更實際的實用態度。就生理現象而言，從女生比從人生更具體與正確。唯姓字，延續從殷商甲骨卜辭與銅器銘文，仍是男父姓繼承制。為什麼標誌家族的稱號叫“姓”?同祖宗繁衍的後代叫做“同姓”?其制度化是從戰國秦刻石<詛楚文>中開始的[33]。
姓的產生，標誌著原始時代群婚制開始逐漸地向以血緣為依據為對偶婚姻階段過渡。同姓保障血緣繼承的權力。宋代劉恕在其《通鑑外紀》中所云“正姓氏通媒妁，而民始不潰”[34]。
姓，或因居住地為姓。李斯統一文字，“姓”用來分別宗脈的角色並不重要。籍貫遠比姓重要。因為六國統一之後，不論兵籍或工匠戶籍[35]，都因為派遣的緣故有所變動，從何處來遠比從何人生來得重要。也為打破宗族意識。畢竟六國被統一了。
姓的種類繁多，有以職業為姓，巫、屠、師、甄(陶轉輪，引申為陶工)。也有因始祖傳說為姓…。
(二)氏
姓，謂同祖。氏，字意指同姓之分支。姓的分支，就是氏。清文字學家朱駿聲專著《說文通訓定聲》中指出：氏字，本訓當為木本。
氏，氏部。表明宗族的稱號，上古時代，氏是姓的分支，用以區別子孫之所自出。後又有以氏為姓者；又有以分封地為氏者，氏又衍為姓者。新姓氏之開始，自是一種分類法。為的是封地、財產與權力之分類。是人類學裏的異姓婚配制。
氏的大量產生，是周朝因控制征服疆土的分封諸候。周武王克商之後，分封即開始。如周公旦殺武庚，滅東方十七國後，開始大封建。武王、周公、成王先後建置了七十一個諸候國。武王兄弟十五人，受封的同姓貴族就有四十人。受封的異姓貴族中，又以姜姓為最多，開始以“封國”為氏。各諸侯再層層分封的結果，又出現以“封邑”為氏的風氣[36]。如左傳隱八年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也有以邑、以官、以祖父的諡號與字為氏號的，故唯貴族有氏，是階級社會的產物。貴族之家因子孫繁衍而形成若干支派。各支派保留原姓之外，支派的新稱號即為氏。平民則無。漢班固《白虎通》<姓名>，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
漢魏以後，姓與氏合，姓也稱氏。遠古傳說中的人物的人名，或是國號，均繫以氏，如伏羲氏[37]。
清代段玉裁稱“姓氏”是“姓是”的訛用。而氏字古意，是山之旁易崩落者，故有分支的意涵。
古經傳，氏與是多通用。大戴禮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皆是之假借。而漢書漢碑假氏為是不可枚數。故知姓氏之字本當作是假借氏字為之。人第習而不察耳。姓者統於上也，氏者別於下者也。是者分別之詞也。其字本作是，漢碑尚有云姓某是者，今乃專為姓氏字。[38]
二，姓氏的問題
(一)同姓不婚的外婚制
同姓不婚的異姓婚配，就是人類學所稱的外婚制[39]。內外之別，端賴是否同姓。這也是周代姓氏制度的重要內容。同姓不婚的原則，在《禮記大傳》中有規範。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即使同血緣，同姓，同飲食生活的一群人，即使百代之後也是不能通婚的。《通志氏族略序》稱，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40]。
姓的功能是別婚姻，《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又云：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真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男子稱氏，則表德行。
氏的作用是表彰功德，男子有“氏”身分者，或許來自分封的貴族地位，故高尚，尊貴。鄭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談得更明確了，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用來區別貴賤，所以在社會交往男子稱氏。氏為男子地位的象徵，姓則用來區別女子婚姻源流與高低位階。故女子有姓，而姓上多補伯仲叔行第(伯姬)，父家受封國邑(齊姜)，夫家受封國邑(芮姜)[41]。
(二)子隨母居，子從母姓
母姓氏族社會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子女隨母親居住在所屬的氏族內，只計算母親的血統世系，所以子女皆從母姓。我國的古姓大都從女旁，也說明了從母而得姓的現象[42]。如姜姓與姬姓。姓氏中因此有陰陽性問題。即使是權力繼承的嫡傳，嫡系…的“嫡”字，仍然有濃厚的性別意味。其實嫡，是帝口合字啻，帝字加口，是靈符，是天帝口信的意思。嫡，則訛自女與啻。天帝口信之授是授精，是為滴。嫡子的角色可以想像，字中可見其“神聖性”與從“女”、從“精滴”的複合義[43]。
中文字中，本來就有陰陽性。易經中的乾與坤，《易 繫辭》：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爻與陰爻，就是陽物與陰物的象形文字。乾坤，然後引申是具體的男女。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44]。乾，其靜也專，專，紡專也。即紡綞，垂子。是陽物下垂模樣。
坤，從土。有別於乾之天；坤，地也，萬物皆致養[45]。而坤從申，申。申，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申時，七月。七月陰氣盛，不無原因。而申，有雙手持陽物的象形意義[46]。。
“也”，古字為女陰。許慎《說文》。同源字有亦；亦，意與也同。與腋、陰為同音。亦字也做女陰。卵，則是睪丸，古因管為男根[47]。秦刻石也字，更像是女陰[48]。
(三)戀母情結
母與毋與勿之間的關係，象徵的是潛意識中的戀母亂倫意識。母通毋，至秦使分。有勿的涵義，反映一種亂倫禁忌(taboo)[49]。《說文》，女，婦人也[50]。段玉裁注象其揜斂自守之狀。母：母，牧也，從女象懷子形，一曰象乳子也[51]。若母象女懷子形，那毋又何意：止之謂也。從女一，女有姦之者一禁止之令勿姦也[52]。女與毋兩字，在篆文中差別為多了一劃。從“女”“一”。“一”的作用是會意，是阻斷禁止姦情的作用。即“令勿姦”。唯毋與母音同。原意禁姦女，其實是禁姦母。反映的是一種亂倫禁忌的意識背景。
(四)姓氏的衍變與分類
姓名的衍變現象，長久以來，最具體明顯的是民族融合。如鮮卑複姓變為單姓。叱羅民改為羅氏，是樓氏改為高氏[53]。更早期的西北部戎狄姓氏，傳說炎帝姜姓，姜姓本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周的先祖后稷，又是羌族女子姜原所生。民族因婚姻而融合。五代十國，則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因仰慕漢高祖劉邦，故稱劉氏[54]。因為文化融合，氏族融合之故，姓氏分類多樣多采多姿。以植物果實、動物、天象氣候四時節令、地形地貌、器物雜品、城廓建築、顏色、數字、方位、天千地支、稱謂(翁)。中國人的姓形形色色，盡是身邊之物，生活之友。
三，姓名的文字考古實例
(一)動物圖騰崇拜的狀況
古姓之源，自是神話。如夏王室姓姒。大禹母親名脩己。是有辛氏女兒，傳說脩己因吞食“薏苡”而懷孕。故以從苡生，姓姒。殷商姓箤，始祖為契，因母簡狄，在河中洗浴，見玄鳥蛋而吞食之，生下了契。以子(卵)為姓。周王室姓姬，因后稷母姜原，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有孕。故后稷及其後人姓姬[55]。
這遠古傳說的姓氏由來，是“感生神話”的產物。子從母生，母感天而孕[56]。而這些傳說，也都與古代禽鳥野獸有關。作為姓氏的動物，與部族的動物圖騰崇拜有關。周，音同騶。在《詩經》召南未篇，有騶虞。這是周人最早的文字族名。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說明有一民族打獵技術超群，在滿是蘆葦的草叢出獵，一次就獵獲五隻野豬。而虞，從虎。說明早期周朝人是虎的祖靈崇拜[57]。前周人，是狩獵並牧馬。騶虞，應是騶姓與虞兩族通婚而來。騶，以紅高梁飼馬，故稱騶人。為游牧族，是到了古公亶父到岐下之後，才改為周姓。
(二)以古姓為例
釋姜姓
姜[58]，神農氏居姜水，因以為姓。炎帝姓姜，段玉裁注：
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女登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是其地。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59]。
炎黃為少典兩氏族的首領。炎帝的後裔有四支。一支是列山氏，在今湖北省內。一支為共工氏，傳說曾與東夷的蚩尤打過一次大仗，因而聞名。活動地區為今河南伊水、洛水。另一支是四嶽，是殷商之際的呂許州向申等國。而申呂為姜姓分支之氏族。大約為周初建立的以姜太公呂尚為始祖的齊國位置[60]。即，為何姜太公賜姓呂，因該地本為諸姜姓氏族之後。封姜太公於該地，自有聲明其為姜姓正統之用意。
黃帝，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61]。
炎帝，裴駰集解：班固曰，炎帝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張守貞正義：
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以火德王，故號炎帝[62]。
炎帝與姜姓：
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為以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斷木為耜，楺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蠟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63]。
《姓纂》記載，炎帝生於姜水，因氏焉。生太公封齊，為田和所滅，子孫分散，後為姜氏，因天水上邽縣，漢初以豪族徙關中，遂居天水。
是到了漢朝初年時候，姜姓發展成為一個豪族，遷居到甘肅的天水。姜姓至今仍是甘肅的望族[64]。春秋國語記載，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一支西戎羌族以姜為姓。當年姜姓西戎出現的地方，就是現在山西省的介休縣和安澤縣北方一帶。
虞夏之際，炎帝的裔孫，四嶽始祖伯夷，因輔佐禹治水有功，被封於呂，河南省南陽，建立呂國，復以祖姓姜，接續了炎帝姜姓的香火。西周建立呂國的呂尚，本姓姜，因封地呂國而稱呂尚。齊康公時，齊國被田姓佔有，姜尚的後人們，有的姓呂，有的便姓了姜，這支為山東姜氏。陝西省寶雞市為炎帝出生地，所以為姜氏主要發源。唐宋時姜氏已分布於今河北，河南，江西，浙江，安徽，山東與廣東。同時天水姜氏有一支移居越南，史稱九真姜氏。明清時，姜姓又擴散至今山西、陝西、貴州、湖南、湖北等地。因籍天水，再因神農教稼，姜人亦祠堂為稱檣堂，姜氏始祖神農教民稼檣，所以有姜姓後人以此為堂號[65]。
後來姜姓的另一支，自中原搬遷到南方的閩粵繼續繁榮滋長，是在明代以前。在明代時，就有一位叫做姜世良的人，發跡於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的紅豆村，然後他的子孫並移居到廣東陸豐縣。所以福建和廣東的姜姓都是同一家人。最早到台發跡開基的姜姓始祖，是乾隆二年航海而來，住在新竹紅毛港的姜朝鳳，也就是姜世良的第十一代孫。後來姜朝鳳後人從新竹分居於台北。道光十四年廣東人姜秀鑾入墾新竹縣北埔鄉，道光二十五年有一位姜紹猷在北埔鄉築南埔圳，光緒十二年，又一位姜殿邦到新竹縣馬武督山地開墾[66]。
姜姓既以炎帝為祖，同祖之呂姓與紀姓也和姜姓有淵源。呂姓系出姜姓，是炎帝的後裔。《元和姓纂六》炎帝後裔共工氏之從孫伯夷，佐堯掌四嶽，又佐禹王治水有功封於呂，建呂國。其地河南省南陽市，春秋時為強國所滅[67]。
紀姓，《元和姓纂六》，姜姓之後，封紀，為齊所滅，以國為姓。紀姓出自姜姓，周武王克商以後，分封炎帝的後裔於紀。建立紀國，世稱紀侯，其地在今山東省壽光縣一帶。春秋時期，齊國稱霸，吞併了紀國。紀侯的後裔子孫便以原國名為氏，於是出現了紀姓[68]。
與古姓姜，還有淵源者如羊姓，唯以職官之故姓羊。與從羊之姜姓無關。周代設有羊人官職。周禮夏官，有羊人，職掌羊牲及祭祀割牲之事。任羊人之職的官員，其子孫以職官為氏，遂有羊姓[69]。
但因為象形文字經過秦人的統一，所以字形為分類便宜而統一部份蕪雜之部首而出現簡化的例子。如姜，說明稱從羊，從女。連美字，也從羊部首。稱美之大者為美。釋美：《說文》，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但在甲骨文中，美為馬鬃之正立形。每為跽坐形，媺，為側立形。美每媺三字音同字通。如《周禮》大司徒：媺宮室。《廣韻》五旨：美媺同。美其實非指羊，而是馬[70]。美，象人象羽毛。象人頭上裝飾羽毛，人藉由羽毛裝飾為美，其實是仿效馬鬃，以示美觀[71]。
同姜字語源者，還有羌字。有一說是從羌字，還原姜姓本是羌奴。它原意是指用索繫住羌奴脖子[72]。羌族，在奴隸時期的商代，為被視為奴隸。不能否認，她有可能後來因為民族融合的緣故，變成姜姓的一支。這情形與其他鮮卑遊牧民族成為中國一姓的原因是都不多的。
羌字，作羊與索，有牧羊人的意思。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73]
說文，姜羌本一字。在商卜辭中有以姜為羌的例子。用為祭祀的牲口。近人趙誠在《甲骨文簡明字典》中則解釋“姜，象女子頭上有羊角之形，指從羌族俘虜來的女俘”。從字源來看，姜羌一字，但商代羌字是指用繩索繫著羊。所謂羌奴[74]。不過，姜字之女部首，是作母、或作母性、或作女、或作陰性，應都有解，不見得全姜姓皆為羌之女奴[75]。
釋秦
秦字，象形文字是合體字，指雙手持舂舂米為意象，其穀物為小米禾。年，甲骨與殷金文皆作禾人，即收藏穀物的節令與節奏[76]，象徵富庶。史記，秦本紀贊曰：秦之先為嬴，其後分封，以國為姓。以上嬴姓之秦為秦姓的一支，漢代始有，秦姓的另一支出現於春秋時源於姬姓。秦時魯國大夫食采於秦邑，以邑為氏。秦姓還有一支，源於古代羅馬帝國，漢代稱羅馬帝國為大秦國。王字，則是直接以斧頭為象形。而儀式用的玉斧，是王權力與權威的象徵。君王用最權杖來代表他的權力是自然而然的。羅馬帝國的權杖，即所謂的法西斯，至今仍是權力的象徵[77]。試想秦王政，秦本是邦國富庶的象徵，所以可以在短短的時間統一六國，自然是以其農產為特色。王，又為權柄。秦王兩字的意象，就像是埃及王手中的權杖與連枷。
晉武帝大秦國商人與中國往來貿易。其中有的留居中國並與中國人聯姻，其後代以原國名秦為姓，也加入中國秦姓的行列[78]。
釋朱
朱字是一棵樹，樹幹上一個筆畫或一點。代表是從上獲取紅色的顏料。周代，紅色是皇帝專用的顏色。秦朝是白色為專用色，漢朝是黑色[79]。朱姓最早的始祖是顓頊帝的後代曹挾，在三千年前被周武王時候封於邾這個地方。後來改為鄒，邾國的位置就位於山東鄒縣的東南。後來邾國被楚宣王所滅，曹挾的子孫就去邑以朱為氏，單留下朱，當了這個家族的姓氏[80]。朱姓，在南北朝時，魏書官氏志：渴濁氏、可朱渾氏、並改為朱氏。有民族融合的現象。台灣的朱氏，有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之亂。而朱氏是永曆年間跟鄭成功據台反清復明的朱氏後裔[81]。
肆，秦統一文字的意義
刻製的文字就有簡化的必要性。石刻與骨刻都一樣。像是李斯簡化大篆為小篆。截彎取直，石碑上的刻字也有用同音字替代複雜字的作法。小篆，有明顯的氏族性。鑄造需要高度的治銅鑄模技術。文字的統一，等於是統一了思想，它一種國力的象徵，也是國家管理上必要的措施。就像倉頡，作為黃帝史官，將神語言的轉化為可寄託命運與靈性的文字。
一，李斯統一小篆
統一文字的意涵，是讓秦文化有一個異於其他六國的、非古典主義、有實效性的新起點。文字對於一般百姓的意義，暫因無可考而置至不論。但呂不韋勒工名以考其誠的思想[82]，貫徹在各級工匠製作器物的過程中。工匠必須鐫刻上籍貫、官署的要求，使得文字的使用性提高。刻製過程中，文體字跡需易辨視、易刻、易普及等的現實主義條件，讓截彎取直、字形明確易認的小篆有了出線的機會。
磚瓦上的和陶俑上戳印的工名是在製坯和泥塑未乾時捺上去的[83]，上面有產地、工匠籍貫與姓名、官方機構的名字。如「咸陽」「平陽」[84]。同時，大規模遷徒民眾的結果，姓氏也要加上籍貫，才能發揮辨別的功能。再方面也是因為被使用作為名字的字重覆率太高，所以必須加上籍貫來加以區別。統一的文字，加上分類法上的概念，讓來自六國的每一個百姓的來龍去脈變得透明。小篆的發明統一的初衷，目的是在辨別姓氏源流。
秦王政十年，秦宗室大臣提出的逐客令[85]，讓異國門客被逐的命運。如此命運，讓李斯更傾向文化的融合與統一，終而智退逐客令[86]。重新被任用的李斯，用計謀官至廷尉，六國統一後升任為丞相。文化的統一大業，有破壞也有建設。破壞者如焚書阬儒，建設者如統一文字。
秦李斯，本是書法家，訂定標準版本的文字，其公信力是被肯定的。甚至有人認為他的文字天賦讓他能夠在古篆書中找出規則。在字形的歸納中，似有其神秘學的獨到智慧，以致於能夠訂定一套專屬於秦朝但又為普世所接受的新字體—小篆。即使小篆已成為標準字體，當時秦字體尚有多種在通行。如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與隸書。最通行的還是小篆與隸書[87]。《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會稽刻石》…[88]的官方字體就是小篆。小篆是春秋戰國以來文字衍變過程中，最科學且實用的文體。
《墨藪》細篆書李斯摹寫，始皇碑序皆用此體，亦曰繆篆仙人篆古之所有，李斯善辨古人改為篆形[89]。
《筆經》夫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改，送腳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90]。
訂定標準字體並廢除舊字體，只是統一文字計劃的第一步。從刻石的內容中，我們了解秦始皇對教化的重視。如何傳授這套標準字體使其普及於統一之後的新國度，是計劃的第二步。李斯因此編《倉頡篇》，作為學習標準文字的普及版教科書。
《說文》敘：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91]。
傳說倉頡藏書台有碑文二十八字。猶如天書的碑文，李斯卻憑其慧根，識得其中八字[92]。漢代，倉頡篇就一直做為幼童啟蒙的習字書，而有《急就篇》版[93]。魏晉後通行《三蒼》版習字書[94]，取代原本的蒼頡篇與史籀篇，《史籀篇》才全廢[95]。
二，篆刻
篆刻，用秦紀統一的小篆。而秦印的重要是它建立了璽印的等級制度。即從稱謂、質地、紐式、組綬等方面加以區分，天子獨稱璽，璽用玉，螭虎鈕。臣下皆謂印，官印依尊卑而用除玉之外的金銀銅等材質。一般為銅質，紐式有也有區別。御璽有六方，即皇帝之璽，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六璽之外又有一傳為用和氏璧雕製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就是漢以後始稱的傳國璽。秦印據水德的原理皆用偶數與陰文。此為封泥，用陰文璽抑壓出的是陽文。存世的秦官印依此式，有四字者，有二字者。秦官印方形印面一般為2.2~2.4公分。長方形印則為一半，是為官皆較低者的用印。
這種地位於秦代鑄造技術的純熟有關。青銅鑄造成就更是達到顛峰，這為古璽的繁榮創造了前提。在製作上有鑄造，鑿刻與碾琢。鑄造，大多是銅，相應地也加入鍚鉛等成份，使降低熔點，提高更度和光澤度。故而也有保護璽印自身的作用[96]。
統一化的印製，更體現了禮樂精神。秦統一官印，從文字、質地、紐式、字數、款式、尺寸、名稱、章法都加以規定，從而體現秩序與權威，這也就確定了其獨有的審美形式。秦書八體，五曰摹印[97]。
結論
1950年代，漢字的簡化運動，為了知識普及的運動能夠深入廣大的農民、平民世界，所以推動。其實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甚至是連領導人毛澤東與朱德也都堅持使用正體字。顯然這次的簡體化，文字的統一與修整勢必嚴重再一次震撼中文二千年歷史以來建立的文字圖像固著關係。
文字從圖像而來，早期堅持以圖像形式存在的族徽，內涵豐富的遠古傳說與圖騰崇拜背景，見一字如見古文明文化生活面貌，如騊虞。李斯面對中國歷史第一次的統一大業，突然暴增的人數、不同籍貫能力的工匠、投誠部隊與軍俘奴隸，它很犀利地以統一文字為管理的良方，將大篆整理為易寫、易刻與易學的小篆，並設計好語言學習的配套範本—倉頡篇。這將有助於我們去理解中文簡體化的積極意義—管理。
前文以一些古漢字為例，來看圖像文字化的原理。這種研究讓我們可以模擬古代民族看世界的眼睛，揣摩什麼是他們眼中的“美”、眼中的動物及眼中的抽象世界。終以姓氏為例，越過文字修整的歷史，回復屬於自己的民族血脈發展源頭。這種金文研究，又稱金石考証之學。是清代實學研究的一支，是清代學派中最重視經世致用新學的一派。文字的分類功能，是科學的最初始形態。故文中提及的實學家，如劉鶚，非常鍾情文字研究的興趣，也就不言可喻。
[1] 文見：<孫常敘序>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2。
[2]埃及的計時單位使用到分鐘的程度。它的是河馬頭，因為河馬每隔幾分鐘會浮出水面一次。又有滴與啊的單位。文見：顏海音著《守望和諧—探索古埃及文明》，台北，世潮出版社，2000。頁194。
[3] 文見：姜昌明譯< Hieroglyphs-Writing and literature >(2005)《觀賞》第七輯。桃園，姜昌明美學研究室。
[4] 文見：張志遠《台灣的敬字亭》。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26
[5] 文見：張志遠《台灣的敬字亭》。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16
[6] 文見：張志遠《台灣的敬字亭》。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12
[7] 而駕鰲，是指魁斗星君，赤髮藍面之鬼，立於鰲頭之上之謂。一腳向後翹起如大彎鉤，一手捧斗，一手執筆點定科舉中試人名。即所謂的魁星點斗，獨占鰲頭。典故出，他本是飽學之士，但主考官總認為他外貌如果擔位朝臣必遭議論，所以不讓他錄取。多次打擊之後，投水自盡，所幸被鰲魚所救。文見：張志遠《台灣的敬字亭》。台北，遠足文化，2006。頁28
[8] 供作縣中子弟求學場所，日據期間改為公學校，光復後改為孔子廟，正殿祀孔子，陪祀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因此有橫匾「孔子廟」，樓上奉祀文昌帝君，稱為「文昌閣」。 歷年來幼童入學啟蒙之初，家長多攜子前來叩禱，每年農曆二月初三，學校師生也多來祭拜。
[9]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6。
[10]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37。
[11]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38。
[12]甲骨文是殷代的古人在占卜時，寫在獸骨或龜甲上的文字，又稱殷墟文字，可說是我國最早的藝術文字。民國初年經董作賓先生的研究整理，將收集到的甲骨文分為五期：一、盤庚武丁時代；二、祖庚祖甲時代；三、廩辛康丁時代；四、武乙文丁時代；五、帝乙帝辛時代。
[13]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53。
[14]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8。
[15]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5。
[16]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6。
[17]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2。
[18]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16。
[19] 金文是銅器銘文，又稱鐘鼎文。由於銅器的製作大多有紀念價值，因此刻寫者也較用心，比較起甲骨文，金文就像是裝飾體。依據出土的銅器文字研究，金文也分為三期：前期是武王、成王、康王時期，此時的銅器上金文文字不多，而字勢闊大，筆力宏肆。中期是昭王、穆王時期，此時的器物較少，金文亦無大變化，跟前期比較起來，字勢相近，但不如其雄健的風格。後期的金文，已逐漸看不到肥體；字體緊密而又疏落，字形方闊，極為優美。
[20] 文見：《中國書法史》(1991)馮振凱主編。台北，藝術圖書公司。頁24。
[21] 文見：白川靜著溫天河譯(1989)《金文的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頁3。
[22] 文見：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經韻樓藏版重刊本(1974)。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669。
[23] 文見：朱歧祥(2004)《圖形與文字》。台北，里仁出版社。頁113。
[24] 文見：朱歧祥(2004)《圖形與文字》。台北，里仁出版社。頁12。
[25] 文見：朱歧祥(2004)《圖形與文字》。台北，里仁出版社。頁24。
[26] 文見：朱歧祥(2004)《圖形與文字》。台北，里仁出版社。頁27。
[27]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155。
[28]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173。
[29]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9。
[30]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461。
[31]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
[32] 文見：<姓>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18。
[33]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
[34]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9。
[35] 庾姓 元和姓纂，庾姓是以官為姓，為堯時掌庾大夫的後人。商周時，設有掌庾大夫，為主掌國家糧食之官。管理庾廩倉庫。庾為露天的穀倉。此官職多為世襲，居此官者，其後以職官命氏，遂有庾姓。倉，庫，廩諸姓亦為掌廩大夫亦為掌庾大夫的後代。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11。
[36]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11。
[37] 文見：<氏>字條(1987)《中文大辭源》卷二。台北，藍燈出版社。頁1702。
[38] 文見：<氏>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34。
[39] 族外婚與族內婚 exogamy and endogamy 規定兩性關係及擇偶的風習。族外婚群體要求其成員在本群體外進行婚配，有時甚至明確規定可通婚的外部群體。相反地，在特定群體之外的婚配遭到禁止，針對這種限制，學者才使用「婚內婚」這個術語。一般說來，族內婚只是一種要求在一個群體內部通婚的傾向。在無文字社會中，族內婚是罕見的，但在工業化社會裡，它卻是少數貴族集團、宗教集團和種族集團的一種婚配特徵，而且也是印度種姓制度的特徵，以及類似東非馬賽人那樣，有階級意識而又無文字社會的特徵。族外婚多流行於非工業化社會，是以親屬、氏族或半偶族的紐帶而不是以政治或地區界線為基礎的。由於族外婚制常常規定要以單系繼承為其特徵，亦即或以父系或以母系來計算傳代，其婚配禁忌將只適用於家庭的一方。這樣一來，某些血親也可適於婚配。推行族內婚或族外婚制度的嚴格程度差別極大，有的社會對違犯者要處以極刑，有的則只予以輕微責難《大英百科全書》。
[40]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13。
[41]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08。
[42]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24。
[43]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71。
[44]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9。
[45] 文見：<坤>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89。
[46] 文見：<申>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753。
[47]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458。
[48] 文見：<也>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34。
[49]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475。
[50] 文見：<女>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18。
[51] 文見：<母>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20。
[52] 文見：<毋>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32。
[53]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74。
[54]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278。
[55]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13。
[56]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52。
[57]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91。
[58] 文見：<姜>字條。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出版社。1993。頁618。
[59] 《國語》<晉語四>
[60]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13。
[61] 文見：漢司馬遷著《史記》<五帝本記>《史記會注考証》瀧川龜太郎著。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19。
[62] 文見：漢司馬遷著《史記》<五帝本記>《史記會注考証》瀧川龜太郎著。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20。
[63] 文見：漢司馬遷著《史記》<三皇本記>《史記會注考証》瀧川龜太郎著。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7。
[64] 文見：彭桂芳(2001)《台灣百家姓考》台北，黎明文化事業。頁254。
[65] 《姓氏尋根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80。
[66] 文見：彭桂芳(2001)《台灣百家姓考》台北，黎明文化事業。頁256。
[67]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50。
[68]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48。
[69]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119。
[70] 文見：周清泉著(2003)《文字考古》第一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632。
[71]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77。
[72]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8。
[73]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77。
[74] 文見：馬如森(1993))《殷墟甲骨文引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頁591。
[75] 姜，即為姓，為族號。姓，從人生。姜字有女，即是從羊生。羊、女為族號，奉為所生，甚至為其追溯神農時代，姜，自有其神聖性與尊崇性，故始為族號。故以姜為羌女奴，自有反映階級性別仇視的民族性格意味，頗有從仇敵口中流露的欺壓意味。
[76] 文見：朱歧祥(2004)《圖形與文字》。台北，里仁出版社。頁123。
[77] 文見：林西莉著(2006)《漢字的故事》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206。
[78] 文見：籍秀琴(1998)《中國姓氏源流》台北，文津出版社。頁30。
[79] 文見：林西莉著(2006)《漢字的故事》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192。
[80] 文見：彭桂芳(2001)《台灣百家姓考》台北，黎明文化事業。頁129。
[81] 文見：彭桂芳(2001)《台灣百家姓考》台北，黎明文化事業。頁132。
[82] 文字：孟冬紀之十月紀。文見：高誘註《呂氏春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222。
[83]是凸起的陽文。但它顯然不具有秦印款式規正的特點，只是檢驗產品時所打的標記。文見：王學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240。
[84] 《中國工藝美術史》頁142。
[85] 同上。頁1008。
[86] 主張客卿不應因國籍而被排擠，如由余、百里奚、蹇叔、來丕豹、公孫支。文見：瀧川龜太郎註<李斯列傳>《史記會注考証》台北，宏業書局，1992。頁1008。
[87] 許慎說文序：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分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時秦大祭隸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學易極古文由此常絕矣。爾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日隸書《佩文齋書畫譜》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31。
[88] 《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篇-商周至秦漢書法>頁22。
[89] 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442。
[90] 出自蒙恬筆經。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127。
[91] 《中文大辭源》1987年。卷一，頁224。
[92] 清內府本《佩文齋書畫譜》冊一。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440。
[93] 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也稱急就章。是為蒙童識字課本。今本三十四章，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末一百二十八字為漢以後人所加，按姓名，衣服飲食器用等分類。成三言、四言、七言韻語，首句有急就二字，因以名篇。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二。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1114。
[94] 三蒼，即三倉，是漢初有人將當時流傳的字書倉頡篇、爰歷篇與博學篇合為一書，統稱為倉頡篇，又稱三倉。魏晉時，又以倉頡篇與漢楊雄訓纂篇，賈訪滂喜篇三篇分為上中下三卷，合為一書。也稱三倉。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一。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35。
[95] 王國維考證認為，籀讀二字，古音義相同。史籀篇乃用首句為篇名，實非人名。文見：《中文大辭源》卷一。台北，藍燈出版社，1987。頁471。
[96] 《中國篆刻藝術史》蕭高洪編(2002)。高雄，汶采有限公司。頁15。
[97] 《中國篆刻藝術史》蕭高洪編(2002)。高雄，汶采有限公司。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