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湯貽汾
前言：
湯貽汾，一位乾嘉時期精通琴棋書畫的山水畫家，得有”乾嘉十六畫人”之一的稱號。在美術史的地位上，與戴熙並稱”湯戴”，與方薰、奚岡們並稱”方奚湯戴”。早期山水畫受董邦達影響，承”婁東派”風格[1]，並於1824年，他47歲那年，與浙西最大藏書家汪遠孫，金石收藏家張廷濟等共組”東軒吟社”，為乾嘉以來的杭州地方，沐浴於文學清平氣息的文士們，提供一個賦閒文會的聚點。他並且提攜後進，介紹費丹旭進入東軒吟社，打開他肖像畫仕女畫名稱於世的開始。至於他本身的繪畫風格，就如同他的文人生活一般，繼承了四王的傳統，以致於很容易被排除在以東西交流為美術史研究重點的視野之外，成為不是主流的落寞風格。
從湯貽汾來看，繪畫對資質聰穎的他並不特別於他的其他才能，如作曲、博奕等等。琴棋書畫對他來說，就如同治圃築室一般，象徵了他的文人品味。加上他的官爵高且形象耿介，使得他總是成為眾人觀注的焦點。這正符合奇魅人物的特徵[2]。在＜東軒吟社圖＞中，以湯氏為中心的撥琴與聽琴人士，便聚集了最多的人數。
但是相對於他選擇生命終結的方式來說，投湖自盡似乎與他的奇魅身份無法聯結。
正文：
相對於文藝活動在貽汾生命中的豐富多樣，他的一生仍有轉折。這轉折與兩次民亂有關。第一次的民亂相關乎他的父祖，是台灣的林爽文之亂。其父祖雙雙因此殉難台灣。這樣的遭遇造就九歲的他日後事母至孝、為國盡忠且我賊不兩立等德行。
第二次的民亂是68年後太平天國之亂的江寧之役。在這次亂事中，76歲的他要求自已選擇父祖所走過的路，複製其遺下的”忠節”典型[3]。咸豐三年，湯貽汾78歲，太平軍攻陷江寧之時，清軍無力可回天，他選擇自沉於城北的李氏池。然後留下一首絕命詞：
“死生輕一瞬，名義重千秋。骨肉非吾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稿葬毋予痛，平生積罪尤”
自沉前的貽汾受命領兵鎮守金陵，人在異鄉，準備捨下兒孫，赴義而去，就如同在記憶中，因為台灣島天地會黨徒莊大田之亂的緣故，父祖們捨下了仍在江蘇武進的家人，赴義而去。這首詞的戲劇性在於貽汾在詩中透露了他的兩難，他臨赴義前仍是不捨其兒孫的。當初他年幼僅9歲之時，因林爽文之亂，家中子無父、妻無夫的淒涼景像，重映眼簾。而今他即將狠心捨棄妻子，勢必只能“心存抱憾”而滿心是罪惡感—”平生罪積尤”。其悲壯不亞於其祖與父在68年之前的台灣鳳山縣署，以身蔽刀，奮力抗敵的慷慨。在詞中，湯氏回到他幼年對父祖”名義”重如千秋的記憶。
短短一首詩，把他一生的志向與喪父之痛描寫清楚。在湯貽汾的志向上我們看到他效法父祖的典型。
一、湯貽汾的祖父湯大奎
湯大奎，字緯堂、江蘇武進人、乾隆28年進士、因為一次行政上的疏失，使得他從福建連江縣降調到鳳山縣擔任知縣。乾隆51年(1786)冬，台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起事，起義於彰化地方，其黨徒曾伯達與莊大田於南路起義應和之，同時竄起於鳳山地方(今左營) 。此時湯大奎正擔任鳳山縣知縣。
面對來勢洶洶的起義勢力，無城垣屏障的鳳山縣城，情勢並不樂觀[4]。清史稿記載，鳳山城高”僅土垣三尺許”。這種劣勢加上亂事已蔓延，大奎只得率領文武官員，依賴募來的鄉勇，日夜守禦，打算靠著軍民一心，共同抵擋黨民來攻。但因為縣城無垣，湯氏預感局勢不利，所以在集鄉勇日夜守禦之時，與客君們寫儷句作餘興來減低緊張氣氛。當時湯氏曾作一句：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典史史謙訝然認為此說不祥，湯氏也見眾人或有不安狀，因此呼籲與會諸君：人孰無死身，既許國，成敗聽之。遺憾的是，駐台大軍，負責統兵南路營的參將瑚圖里在此時，以”馳馬逐敵”為理由，出城做追兵狀後便不知行蹤，有”臨陣退縮”的嫌疑。大奎因此頓失依靠，百姓的護城信心也開始動搖，但他仍是想盡辦法提振軍民團結的決心而處斬擄獲的黨民間諜四人；並且獎厲有功兵士[5]。未料，黨民突進北門而湧入縣署，典史史謙首先受難而死。大奎見大勢已去，便著朝服不畏黨民進逼與敵刃交下，仍正襟端坐，執劍擊敵盡最後之力抵抗。長子荀業見狀，於心不忍便以其肉身庇護父親，用佩刀做最後的抵抗。當史謙見大勢已去，欲自刎了結。湯氏認為自刎無益，所以拉住他的手說：死誠善，何不殺賊死耶?史氏便如同湯氏父子，最後是挺劍手擊党民[6]。終於與父子同時受難。在那當時，與大奎同殉之人還有守門人王明素，長子荀業。在場目睹慘案的則是僕人林坤，小舅王崧。
另人鼻酸的是，天地會之亂期間，鳳山縣治失陷了兩次。第一次失陷時(乾隆51年12月13日)，湯氏父子受難[7]。他們的遺骸由縣民吳世芳暫葬龜山萬人塚中。直到鳳山縣署第一收復時(52年2月22日)才由大奎的小舅王崧與吳世芳與僕人洪賜”挑髮線之可辨者”父子重新入棺[8]，然後暫厝縣署。不幸的是，鳳山第二次失陷(52年3月6日)，縣署遭焚，屍骨棺柩因此被埋於灰燼瓦礫堆中。事後，雖曾傳聞其棺柩為良民私葬，但家屬卻又總是懸賞不得、遍尋不著。雖說鳳山縣在乾隆53年1月25日再次收復，但是遲到乾隆53年清明時節，王崧與林坤為紀念湯氏父子死事而酌酒舊地，才又神奇地在餘燼中復得湯氏父子骨骸。直到54年，二人骨骸終得以奉安江蘇武進龍虎塘。最後在乾隆55年，督撫上表，恤典其為國陣亡義行，並賜其子孫受襲雲騎尉世職。而受賜之事，一方面固然是清廷為要獎勸忠義，再則是因為湯大奎的”廉惠素著獲上有道”[9]。至此，湯大奎父子之死已有三年，大奎次子湯范業與大女婿莊宇逵才得以為父親請墓表記錄其死於黨民亂事的忠義與死後的波折[10]。在嘉慶五年(1800)，鳳山知縣吳沖麟為其立有《忠節流芳碑》並賜祭入祀台南昭忠祠。隨後在道光間，建父忠子孝祠的事蹟，很慎重地紀念51年12月城破那天壯烈的人事時地物[11]。
分析鳳山縣城乾隆51年12月13日失陷的原因，當天南路營守將”參將”瑚圖里領兵三百人出北門迎敵，遇敵卻往南馳走的臨陣而逃[12]。以致於無人帶領的軍隊，等於無人守禦的孤城，結果自然是潰敗[13]。知縣湯大奎是清廷的正七品官，典史史謙則是屬於未入流(不及九品)的編制。而參將是堂堂正三品的帶兵官，相對三品官的”棄民不顧而逕行逐敵”的不當決策，當時的七品官湯大奎卻選擇在城內集結鄉勇以擊党民。縱使瑚圖里的確在外逐敵，也犯了沒有作到內外應合的錯誤，結果賊民突入縣署，百姓左右潰走。於此，我們將更能體會被重重包圍的衙署，身處其中的湯氏父子是多麼地可歌可泣。
大奎本身生平攻詩文，晚著《炙研瑣譚》十卷，補遺一卷。沒於賊，懷玉棳拾厘為三卷[14]。
二、湯貽汾的父親湯荀業
大奎妻王氏，生有二子，一為荀業、一為范業。前者於台灣天地會莊大田亂之時與大奎同殉。後者則為國子監生，居武進。大奎尚有女二人，一嫁莊宇逵、一嫁汪世穎：二者皆為生員。荀業妻楊氏生有二子，一為貽汾，一為貽浚[15]。
湯荀業，字楚儒，一字與竹。湯大奎的長子。隨著父親與母舅王崧來到台灣。在林爽文起義彰化時，眼見民亂將要波及鳳山的前夕，大奎評估縣城將抵擋不住党民勢力的猖獗，加上荀業並沒有行政責任等因素的考量，便要荀業離開以迴避党民的暴亂。但荀業認為：事母有弟，在父以死守城，兒以死從父。忍臨難苟免耶? 語一出，旁人莫不感動於他言論的悲壯。結果隔日，党民果真攻陷縣署，大奎：
著朝服仗劍坐堂上，公子佩刀侍。賊上階，公殺賊數人，公子亦拔刀格殺以身翼蔽其父，賊蜂擁，兵刃交下，父子皆遇害。
湯貽汾友張維屏受請為湯荀業寫墓表時稱頌他們的一門忠義：
於戲，臣死忠，子死孝，忠臣孝子萃於一門，此邦家之光，名教之效也。[16]
在張氏的記述中，一方面可得知湯氏祖與父受難於台灣時，貽汾與其母(荀業妻楊氏)與其祖母(大奎妻王氏)，叔范業等人尚在武進。大奎身旁的親人只有長子荀業與小舅王崧而已。再方面可知荀業為成就”孝行”赴義的決心，被理解為家族的傳統與教養。最後也總結了他兒貽汾事母至孝的原因，同時也預示他兒貽汾絕命詞中骨肉非吾棄，兒孫好自謀自沉的決心。
三、湯貽汾的死節報國與太平軍之亂
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自幼年起，便篤好文學擅長詩詞，稟質穎異，凡是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各方面興趣是既廣泛又能深入。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嗜好飲酒，巧於音律與彈琴，曾因精音律而作有梯仙閣三種曲，平民百姓家婢普遍傳唱，易學而容易上口[17]。除此之外，圍棋雙陸擊劍吹簫等各項遊藝技能也都精通。且因為任官的緣故，生平足跡遍佈天下，或是天性所造成，以致於只要是宦轍所至，他都會習慣性地闢地治圃栽花築室與並與奇人逸士交遊，他的交遊因此也就遍及宇內[18]。家中，則不論是妻或子，都長於繪畫。生為孝子之子[19]，他侍奉母親楊太夫人極盡孝道，即使是母親楊氏，她的貞節也頗受海內人士的推崇[20]。
湯貽汾因祖父鳳山知縣大奎及父親湯荀業殉節台灣的緣故，他二十歲蔭襲雲騎尉(視五品)，最初任職三江守備(正五品)，也曾就任於粵東、浙江，擔任撫標中軍參將(正三品)、溫州鎮副總兵(從二品)(因病不赴)、浙江樂清協副將(後引疾去官)與浙江定海鎮總兵(正二品)[21]。
咸豐初年太平軍起義，官軍追擊東下。有豐富軍職經驗的貽汾擔心局勢會有突變，便上書自薦攻戰與防守各樣策略。但當時的兩江總督陸建瀛，並未採納。咸豐三年春天，終有領軍機會，但江寧仍然陷落。貽汾失望之極，便作絕命詞。然後自沈城北李氏園池[22]。死之年七十有六。
事聞賜祭葬追恤如例諡貞愍。貞愍三代死難大節，毅然照耀千古矣[23]
貽汾報國為國忠義心境的養成有賴於通書史的母親楊氏的身教言教。蔣寶齡在墨林今話中便提到了楊氏的貞節。家教的成果，反映在貽汾的正義氣節上[24]。
貽汾在乾嘉期間的官職因政事清平而無事。因此以其風流文雅，聲動海內。既老而寓居江寧仍是不改其志，用書畫倚聲自娛樂，居於小倉山下，一本築室治圃習性，造琴隱園。一片水木明瑟，諸士渡江爭造謁其廬的景象，因此輯有《畫梅樓詩詞集》《琴隱園殘稿》。但這樣的閑情，並沒有使他陷於安逸縱樂之中，也沒有使他後來的報國行動，有任何遲疑。當太平軍逼迫江寧時：
貽汾年且七十有七矣，詔至，躬起義，旅助官軍[25]。
當時，對於湯貽汾這個已經卸任浙江定海鎮總兵官的愛國主義者而言，又是如何地受”詔”呢?這過程充滿了政客的陰謀。是因為湯氏曾於太平軍攻獻武昌之後(咸豐2年冬)，建請兩江總督陸建瀛保護江寧而提供諸項戰守策略。但當時陸氏並不採納；接著，當官軍潰敗於九江(咸豐2年12月)時，一方面，貽汾彷彿變成大奎翻版似地告訴家人：吾老不能軍，唯一死報國耳。同時，陸建瀛眼見太平軍勢不能擋，便疏請貽汾助守江寧；而清廷竟然同意陸氏的要求，果真徵召了已經年有76的湯貽汾。
顯然湯氏明瞭清軍局勢之惡劣，但他仍是一本決志赴義地，躬身起義協同官軍抵抗逆寇於鼓樓北邊。這樣的情勢，結果立明，垂髫老人自然是不堪干戈向敵，欲拔佩刀自刎，盼以死報國。不過在左右的勸阻後，自刎的念頭，暫時打消。只是，未料隨後湯氏便手書絕命詞，以明「不能為國殺賊，死無以見先人地下也」之志。最後，付左右朝服奉御賜杖，趨池上北拜復東拜(常州先隴地)自沉而死[26]。一個風流瀟灑的文人就是這樣地以自沉來結束一生。在江表忠略中，說得很清楚，湯氏共有兩次意圖以死報國。第一次是在九江之役兵敗時，第二次是實際參戰後。不過自沉的原因並非如遲菊先生單純所謂因為陸建瀛不肯接納其建議而趨身自沉；而是在受詔命助官軍時，終因年老力衰，力不從心，不敵寇勢無顏面見先祖而死。自沉時求死的動机與九江役官軍潰敗時為圖報而死的動机確有積極與消極心態上的不同。
可以相類比的是：天地會民亂之時，湯大奎父子，因南路營參將瑚圖里的臨陣退縮，棄縣城於不顧，令湯氏只能以自已與百姓的肉身來抵擋，孤注一擲。太平軍起義之時，陸建瀛的退縮，使得湯貽汾必須面對成敗的壓力，甚至自刎最後終於投河自盡。更甚的是，當陸氏在太平軍勢不可抑而束手無策之際，竟然上疏請命以令老臣湯貽汾重披戰袍的這般用心，不能不讓人懷疑在朝者與封疆前線者間的觀望推委。
接下來，我們有必要換個角度來思考湯貽汾自沉的動機。乾隆51年，湯大奎父子在縣署裏的局勢讓他們只能選擇赴義。我們或許無需太為他們的死節添加的華麗讚美。再者，父親荀業在赴義之時，身為長子的他也不過只有9歲而已；又大奎的赴義與貽汾的赴義已經相隔67年，彷彿他赴義前的感言“兒孫好自謀”，似乎也不存在太沉重的牽掛，畢竟當時他已經76歲了，對兒孫輩應該不會那麼捨不下。如此一來，我們難免懷疑他們三代三人是否有如此衝動赴死的必要。
不論如何，如湯貽汾絕命詞所言，他幼年的痛苦記憶成為一種制約的結構。同屬民亂的太平軍起義成了藥引，重新啟動了制約的關係。制約了他對忠節的定義—非死節不可 。
還有另一個湯氏願意受到徵召的理由。或許是因為兩江總督陸氏之推委責任，但也因為他的報國熱誠，使得他樂於受到徵召而躬起義。分析他樂於受召的心境，有三個思考的方面：
一，社會期許價值的因素：報國的行動符合他對自身的期許—即符合由祖上所流傳，且受世人所景仰的忠義典型。因為這種社會期許值(social desirability)的作用，貽汾的記憶被喚醒：對照於其祖與父在68年前所作之悲壯事，他們都具有不畏敵、不怕戰的決心。
二，湯貽汾個人奇魅感的因素：方面因為，樂於受召是出於湯貽汾自身奇魁感的湧現：湧現的原理是，主體(湯貽汾)自會努力地要把意象的唯我論內容投射到一種外在的人物身上(湯大奎與湯荀業)，以便實現自身所具有的創造性野心(被創造出的忠義形象)[27]。在這種自我投射中，主體(湯貽汾)會忘卻了原外在人物(父祖)的負面缺點。例如在祖父的忠節典型之下，他身繫兵房倒塌的賠償責任仍然困擾湯家直至嘉慶九年，當時貽汾已經27歲；還有父親荀業成全其孝心的同時卻也捨下妻子兒女”兒孫好自謀”的狠心。選擇性忘卻與記憶的現象，在貽汾奇魅感的展現過程中，都很具體明顯。而且他的文雅行徑又每為海內諸士所欽羨，這些都能是使他自許為“奇魅人物”的自信增強。再加上當時愛國主義者慷慨赴義作絕命詞的例子也並非只有貽汾一人[28]，甚至也有閤家自殺的例子[29]。因為這些社會期許價值，使得貽汾的奇魅感發酵。因此而無畏、而慷慨、而樂於赴義。
三，報答國恩的因素：清廷對湯氏一家的照顧，讓貽汾心存感激。首先是因為兵房賠償問題，因為湯大奎的陣亡而豁免。湯大奎在調任鳳山縣前，任官於福建連江縣。當時，因涉及倒坍兵房案而應追賠1677兩3錢6分的行政責任。這責任隨他來到鳳山縣任內。在林案發生前受到閩浙總督的提報[30]，並奏請查封家產。因為大奎父子的殉難清廷平反了湯家地位，不僅在乾隆55年賜貽汾襲雲騎尉一爵[31]，也在之前奉還了被查封的家產[32]。又因為貽汾襲爵之故，他領受國家恤孤之俸祿，他也感激這點。在制度上，乾隆16年，特設恩騎尉，讓陣亡人子孫襲次已完者可延續世襲地位[33]。但湯大奎陣亡，孫輩貽汾襲五品雲騎尉[34]。不過，由於賜爵時貽汾才不過13歲，所以只得受領半俸。這兩件來自清廷的恩賜與豁免，使得湯家在家勢與官運上得到特殊的照顧。至少，有這兩次事件可以說明貽汾的報恩心情。
從湯貽汾風雅文士的角色來看他的一生，是不容易察覺他選擇極端報國之舉的徵兆。即使等到太平軍之亂波及江寧，看到了從軍的他，寫絕命詞的他時，我們也不容易體會他心中鬱積的報國熱誠。對湯貽汾家世的研究，則有助於對這些問題的厘清。
由於父祖的赴義，湯家得到了朝廷的保護與撫恤與立碑褒獎。而成為鄉里傳頌的湯氏典型，不僅鞏固同時也制約湯氏家風，制約了湯氏遺孀與遺族的行為與家教。這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埋藏在貽汾的心中，成為一種典型。漸漸地，在他崇拜他父祖的同時，也因為官高二品且交遊廣泛的條件配合，在當時的生活圈中，他也變成被欽羨的焦點。 同屬於民亂的太平軍革命，挑起了湯氏的記憶。在這種由創造性野心所修正的記憶中，已經洗去了政客們的爭功委過，與家庭切身的不幸遭遇，所以記憶的奇魅感與身份的奇魅感同時催促著他舉著忠義愛國的旗幟，意無反顧地複製了父祖的典型，加上他感佩於國家的照顧之恩，推動了他激昂地投身報國行列的舉動。而這也才說明了他何以願意放棄文藝上的領導地位，選擇一死的決心。是他的家世喚起了也加強了他做為一個愛國者的動机與做如此判斷的根據。
結論
東軒吟社社友湯貽汾。因為他的家世與台灣存有歷史淵源的緣故，挑起了筆者探究其家族經歷的興趣。在這樣的探究中，湯貽汾不僅是個文藝界上的領導人物，筆者還認為湯貽汾也是一個愛國者。他作為一個忠義貞節家庭中的愛國者，捨下了當年他父祖所捨下的親情，完成了當年他父祖所完成的忠義，也成就了當年他父祖所成就的典範。在美術史中，也許因為他的文雅身分美化了我們對他的”悲壯”的解讀，也因為他長期的文人生活行徑，使我們忽略了他的”悲壯”的歷史意涵。畢竟在他的人生價值中，報國、是非、忠孝大義、貞節與兩次民亂對他家勢的打擊，支配了他人生的始與終。絕命詞這首抽離時空的詩作，很清楚地說明了文藝與忠義間的孰重孰輕。或許這提醒我們對湯貽汾的藝術研究，似乎應該選擇另一個面向：從他的悲壯來崇高化他的文雅，用他的身世來解讀其中的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
[1] 文見：《中國書畫》楊仁愷編。台北，1992。573頁-2-5。
[2] 湯氏官拜樂清協副將，從二品；胡敬官拜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汪遠孫，官拜內閣中書，從七品。
[3] 今高雄縣鳳山縣城隍廟仍留嘉慶五年有清知縣追贈的忠節流芳碑。因此可視兩位為忠節典型。
[4] 但是由於清廷在以往平台灣亂事的經驗裏歸納出，使他們認為縣治如果無城垣屏障，雖然容易被攻佔，但同時也容易收復。在這樣的說法下，鳳山縣城便是一例。
[5]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5。趙說與管說不同之處在於：趙說瑚氏走離後，得城北有警，馳歸得賊內應四人，斬示眾且獎勵兵役。管說為大奎與瑚氏共擊賊四人，然後瑚氏依賊退勢而趁勝追擊。
[6]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5。
[7] 清盧德嘉<鳳山釆訪冊>《台灣文獻史類叢刊》2輯。192頁。
[8] 《清史》卷488，列傳274，忠義3—5299
[9]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3頁。
[10]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1頁。
[11] 清盧德嘉<鳳山釆訪冊>《台灣文獻史類叢刊》2輯。362。《忠節流芳碑》碑文立於城隍廟檐口東壁。高六尺，寬二尺四寸。正書三行，共六十六字。中的一行大書「忠節流芳」四字，旁兩行云：乾隆五十有一年，歲次丙午，林逆倡亂，賊党莊大田攻陷半屏舊城，邑令湯公大奎率子荀業，典史史公謙守城殉節。嘉慶庚申孟秋，鳳山縣知縣吳沖麟，典史談坤(方方土)立。 關於立祠入祭台南昭忠祠一事，紀載於《鳳山市志》鳳山，1987。頁694。
[12]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5。趙懷玉的墓表與管幹珍的傳略都說，瑚圖里的離走是為逐賊
[13] 清盧德嘉<鳳山釆訪冊>《台灣文獻史類叢刊》2輯。394。然後”千總”丁得秋，”把總”許得陞，在當時的職官階級上，台灣陸路兵力相彷於中土為在巡捕之下有提督，總兵，副將，參軍，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而在台灣總兵掌設於府治內的鎮標營。諸羅設北路協標營，由副將掌管之。鳳山設南營，參將掌管之，而瑚圖里即為南營參將，屬正三品官。為在台第三大軍頭。
[14]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1。
[15]同上。
[16]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6。吾友湯雨生騎尉為忠臣之孫，孝子之子，蒙恩世襲雲騎尉，遂以文人而為儒將與余訂交垂二十年，昨自浙郵書屬為尊甫與竹先生墓表，因未見詩是編無從釆，入爰撮舉其大節附識於緯堂公事之後。
[17] 清蔣寶齡<墨林今話>《清代傳記叢刊》卷15~4。073-420頁。
[18] 清蔣寶齡<墨林今話>《清代傳記叢刊》卷15~4。073-420頁。
[19]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6。
[20] 作有詩”斷釵吟”二首，以圖徵詩
[21] 清蔣寶齡<墨林今話>《清代傳記叢刊》卷15~4。073-420頁。
[22] 清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清代傳記叢刊》卷3。13頁。
[23] 清張炳坤<小傳>《東軒吟社畫像》。杭州。1872。10頁。
[24] 例如任職粵東時，誓不與海賊降將為伍的立場。清陳澹然<江表忠略>《清代傳記叢刊》，卷一。060-345。在粵張保以海盜得官，怒曰：丈夫終不與降賊伍，吾當手太之，客亟勸，乃已。至浙，巡撫(當為阮元)重其才方倚為大將。或(齒奇)(齒乞)遽歸，居恒俯仰，謂承平久，將士不知兵，特鍥古兵法道來者。
[25] 清陳澹然<江表忠略>《清代傳記叢刊》，卷一。060-345。
[26] 清陳澹然<江表忠略>《清代傳記叢刊》，卷一。060-344。清盧德嘉<鳳山釆訪冊>《台灣文獻史類叢刊》2輯。192頁。關於湯氏祖大奎遭遇，有說法：乾隆51年林爽文倡亂，莊大田應之，陷舊治，公在任，率子守城，殉節。
[27] Irvine Shiffer著，陳蒼多譯《領袖與我》。台北。1996。18頁。
[28] 清陳澹然<江表忠略>《清代傳記叢刊》，卷一。060-342】鄒鳴鶴—任廣西巡撫時，寇逼永安州，桂林，提督向榮因不能憲，躲入鳴鶴禮下之城，守以完。因寇破，而特詔賞六品銜長江團練。但因赴建瀛總督命長途舟車之疾，寇襲江寧時，病劇，建瀛趨之歸而作絕命詞曰：臣力難圖報稱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盡節庶幾全始全終。儀鳳門陷，賊怒而裂其尸，諡壯節。
[29] 毛應章《太平天國始末記》。台北，1979。19頁-4-2。錫齡額—為祥厚與霍隆武部，為赴大義日：國家豢養無所報，脫不利，獨閤門死耳。
[30] <清史稿台灣資料集輯>《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台北，1997。641頁-2-1。乾隆51年，常青署閩浙總督。
[31] 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記叢刊》卷355，忠義25：174-502。
[32] 但就嘉慶九年的再申訴案可知，顯然事後湯家仍不斷受到來自閩浙當局的壓力，以致武進縣湯大奎之妻王氏及大奎二子湯范業再行申訴，並由江蘇巡撫汪志伊所呈報。結果是，明文根據乾隆52年戶部判例：嗣後如遇陣亡人員本身應賠銀兩，准其豁免。在嘉慶9年11月作成判決，認為大奎之案與此例同，故而不需追賠，了結一椿官民間的官司。而當時湯貽汾已經27歲。
[33] 《歷代職官表》清，黃本驥編。台北，1994。324頁。
[34] 清廷這樣的處置：一是因為大奎為知縣，是正七品官，依例四品以下，未入流以上，因陣亡得比照綠營恤典辦法世襲五品雲騎尉。二是因為陣亡人傳子，得雲騎尉，孫輩得恩騎尉(七品)，但大奎子荀業與父同殉，故貽汾襲雲騎尉。關於湯大奎的陣亡，上方恤典其嫡子世襲雲騎尉的慣例。<台案彙錄庚集>《台灣歷史文獻叢刊》1997。194-1-2。乾隆53年6月10日，內閣根據6日福康安等查奏《台灣地方各官平日官聲及被害情形分別請旨一摺》吏部的說法，對征台一役中的殉難將士與官員加以恤典。其中，對殉難官員們加以分類：一是聲名狼籍，玩縱弛，經降旨停給恤典者有：孫景燧，劉亨基，董啟埏，唐鎰，程峻等。其聲名尚好，並無劣蹟者，有長庚，湯大奎，王雋，亦早經降旨文部議恤。第三為：平時尚皆循分供職，及賊匪滋事時，又能以身殉難者，俱著交部照例議恤，有周大綸，陳聖傳，葉夢苓，陳龍池，渠永湜，張芝馨，典史馮啟宗，鍾燕超，史謙。<台案彙錄庚集>《台灣歷史文獻叢刊》1997。194-1-15。而如此的獎恤，是根據乾隆50年2月軍机大臣會同兵臣部議奏所得決議，參照綠營陣亡員的恤典辦法：四品官以下，未入流以上，照參領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例議給雲騎尉(雲騎尉爵，視五品)對傷亡人的恤典，則更根據乾隆47年4月欽諭，陣亡人等照例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後完後，仍賞給”恩騎尉”(雲騎尉為陣亡人子孫襲次完成者，乾隆16年後，特設恩騎尉，令其世襲。是視七品)世襲罔替。而傷亡者，則不再賞恩騎尉。<台案彙錄庚集>《台灣歷史文獻叢刊》1997。325頁-1-3。照乾隆50年3月15日兵部咨例：認為依陣亡議給世職恤典例，其應行承襲人員，督撫應查明年歲，若已十八歲者則送部引見，然後准其食全俸。而年未及歲者，先將宗圖冊結查核具題請襲，奉旨准其承襲後，給與半俸，俟及歲時補行送部引見，照例辦理。當時勦台匪陣亡員共一百零四員，均照例給與雲騎尉世職，俟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職罔替。當時，湯貽汾年方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