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巴托羅買日的屠殺
François Dubois (1529–1584)，是一位法國Huguenot 畫家，出在在Amiens，存世的作品中，有名氣的就是這張<聖巴托羅買的屠殺>。在史料上，無論作者本身是否出現在這次的事件中，目睹它的發生，但已肯定的是他的一位頗親近的外科醫生親戚Antoine Dubois死於這場屠殺中。他個人是到了洛桑而逃過一劫，並且接受一位Lyon的銀行家委託製作了這張畫。這畫表現了兩件事，一是在畫面中右邊建築物窗戶，Huguenot的領導者Coligny就要被扔出的情形；他也畫了凱撒琳從羅浮宮出來巡視死者屍體的情形。
畫面像連環圖，記載了1572年8月24日的聖巴托羅買日，法國改革宗Huguenot教徒被屠殺事件的過程。塞納河邊的羅浮宮，是殺戮事件的現場。那些死者被扔進了河裏變成水流屍。用來反鎖Huguenot的城牆在畫面左側。牆外就是一棟改革宗教堂，它像極了梵谷所畫的努南改革宗教堂，屋頂亭亭獨立的尖塔是許多改革宗教堂的特徵。是什麼原因，挑起了這場殺戮? 是什麼原因讓一群人那麼不被見容於另一群人的眼中? 以致於必須將之趕盡殺絕? 是什麼樣的日子? 教廷又如何看待這場改革宗信徒的災難?
u聖巴托羅買與聖巴托羅買日
巴托羅買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原名Nathaniel，在聖經中只提到他是安德烈帶到耶穌跟前。只描述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在耶穌升天後，他雲遊四海，約翰福音書中有提到他，曾到過印度、波斯，最後殉道在亞美尼亞的Albanopolis地方，活活被剝皮而死。所以他的象徵物是剝皮小刀。美術史上都以三隻剝皮刀象徵他。西班牙畫家里貝拉1644作品，有卡拉瓦喬般的光影。提埃波羅1722年為威尼斯STAE教堂繪製巴托羅買的殉道圖。後續的發展是，他成了屠戶與製革業的守護聖徒。8月24日這天，就是聖巴托羅買日，也是美食者的紀念日。許多慈善團體，在這
天會提供賑濟食物，供給百姓。屠殺日選在屠戶守護聖徒的聖日，與其說是為了將惡行合理化，不如說是為
了將俗世的制裁手段神聖化。
u法國改革宗的奠基者：法國人喀爾文
喀爾文出生于法國巴黎北部不遠的瓦兹省Oise[1]的小鎮Noyon，距離巴黎約100公里。父親是一名律師。1523年，進入巴黎大學學習法律，獲得文科碩士，然後又赴奥爾良獲得法學博士。法國改革家的神學家Farel，比喀爾文早一步，1532年到日內瓦，在1535年夏，為了淨化偶像崇拜的惡習，掀起了毀像運動。日內瓦城來的抹大拉教堂，聖彼得座堂都被搗毀，修士修女被逐。復原派信仰正式成為日內瓦城內的信仰[2]。喀爾文則是在1532年改信新教，1534年赴瑞士。Farel，雖然認為自己是革命者、號召者，但是管理信徒，仍需要藉由他人之手，這時停留在日內瓦的喀爾文，被他視為是最佳人選。“假如教會在急需之時，你拒絕伸出援手，願神咒詛你的進修”，成為Farel讓喀爾文捨下進修計劃，決定1536年繼續留在日內瓦的原因[3]，也是這時他發表《基督教要義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喀爾文也開始經營日內瓦教會，並規定每月一次聖餐；使用喀爾文的信仰問答書；接受Farel的信經—Apostles' Creed。但這種制度遭到日內瓦教會的反對，1538年，因為過於強烈的宗教改革手段，致使他被迫出走至Strassburg。他在那裏一方面擴充基督教原理，也寫了羅馬書註釋。隨後因為反對黨被推翻，1540年日内瓦改革宗重掌政權，1541年喀爾文重返日内瓦。持續建立日内瓦改革宗教會。至逝世，他都在日內瓦Cathedral St. Pierre 講道。目前這教堂擁有223尺高的尖頂，是1899年加建的結構。
在喀爾文的經營下，日內瓦成為新教的羅馬。今日的日內瓦有宗教改革紀念碑inter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reformation，它是在1909年，喀爾文誕生四百年紀念時興建落成。它興建於日內瓦大學的土地上，同年也是由喀爾文成立的日內瓦大學350週年的紀念。
喀爾文個人使用的標誌：一隻手捧著一顆心，座右銘是：主啊，我心為你奉獻，快速地!至誠地! Cor meum tibi offero Domine prompte et sincere。“靠恩得救”是宗教改革的另一特徵。喀爾文青年時代，也是同樣主張，但是當時如果擁有馬丁路德等的書籍，是會被入罪的[4]。不過很清楚的是，心的圖徽設計繼承自馬丁路德。
喀爾文向其他國家傳播新教教義，其觀念深深影響荷蘭、蘇格蘭與英格蘭。他還從事政治活動，邀請一些法國王室成員與貴族加入法國的喀爾文派與Huguenot派。
u改革宗在法國—Huguenot
早在宗教改革前，巴黎有一位天主教神學博士名叫「勒非甫爾」（Jacques Le Fevre），因為研究聖經，吸引無數學者跟從他。其中一位年青人名叫「法勒爾」（Guillavme Farel），他就是後來法國弟兄會最主要的領袖。他們憑聖經宣講「唯有神才能在恩典中，藉著人的信，叫人永遠稱義。」Farel常在露天廣場講道，他後來去了瑞士，如前所述遇見了喀爾文。改革宗在法國的發展，其實早於瑞士。
Huguenot，這個字是法蘭德斯、日耳曼與法國交界地區的方言字的組合，它的本意是“家中的同伴housemates”。在瑞士與日耳曼交接地區，它則衍申出信條遵行者(oath fellow)的意義出來。另一個說法則是指一群躲在法蘭德斯街道轉角的法國聖經學生，它的形式是一個要發誓約的團體，像是兄弟會。法國改革宗信徒因此被稱為“Huguenot”。當時法國允許人民信仰自由，連王后也寫信給教皇，勸教皇應該改革一下聖餐禮儀。可是，教皇誓要以武力對付預格諾派。預格諾派的領袖海軍將軍科利尼（Admiral Coligny）也對教皇說：我們有一千五十個教會，有四十萬可以作戰的壯丁，這個數字，還未包括那些秘密附從我們的人在內。1500個教會的說法比較誇張，但說秘密附從者很多，則是事實。Huguenot cross，是結合鳶尾花、鴿子、愛心的圖徽。十架的四翼之間，各有一朵三瓣鳶尾花，它是法國的象徵。共12瓣，象徵十二門徒。鳶尾花與十架間的空隙是愛心造型，是因信得救的象徵。向下的鴿子，是指超越基督之死的信心。
u聖巴托羅買日大屠殺（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的事件背景
Huguenot在法國的發展，不是一日可蹴。同理，發生在聖巴托羅買日的大屠殺也不是一個單一原因就可造成。分析各種層面的背景因素，大致簡述如下：
1， 各國政治與武力上的競爭，彼此的合縱連橫是爾虞我詐。先是因為法國與西班牙在武力與外交上的互爭雄長，它們在檯面上的競爭，因為宗教上的對立—天主教與改革宗的對立，啟發他們可以挾教廷進行盟國整合的新介面。甚至是一國之內，也有可能宗教兩制，如日耳曼也因為1555年的奧斯堡和約而分為路德派與公教派(天主教)[5]。
2， 法西之爭，因為宗教面相的思維，讓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略勝一籌，被認定是天主教派國家的領袖，他認為消滅抗議宗是上帝委派他執行的工作，挾宗教整合的藉口，也可以增加他出兵國際的動機合理性。
3， 法國的改革宗信徒，預格諾派，於1555年在巴黎成立第一間地方教會，才1559年，增加到了72間，其他在自家中聚會的改革宗信徒人數則無法統計，大約已佔法國人口的六分之一。此年，他們力量充足，經由喀爾文的組織指導，在巴黎舉行了一次大會，採納了一種由Chandieu所編的喀爾文式信經及以其為藍本的長老宗教會憲章。來勢凶凶，如洪水猛獸。這些信徒大多是受經濟壓迫、生活不能滿意的職工階級。從此，法國改革宗，正名為Huguenot。
4， 一些對法國極權體制，將政治與宗教合一體制反感的貴族、軍人與戰士品格篤定、醉心喀爾文主義。他們的主張與職工相近，曾經發生1560年三月的“安波亞齊之變(Amboise)”。經由這次的失敗的革命，讓法國當局憂心之，視之為在背芒刺。
5， 查理九世(1550~1574)，1561年加冕為國王。11歲即位的查理九世，原本沿襲在1562年之前的安撫政策，Huguenot仍擁有在“無牆垣地點聚會的自由”。但卻招致反對改革宗的法國天主教派強力反對，採用母后凱撒琳的麥第其(Catherine de Medici1519~1589)的政策，而發生了1562、63、67、68與70年的衝突惡戰。由於Huguenot教徒中不乏重要人物，如海軍將軍Coligny，他曾任查理九世與凱撒琳時期的總理，1570年時，天主教與改革宗間的衝突，不得不妥協，暫時休歇，但是暗潮洶湧。
6，
西班牙為牽制法國政局，資助Huguenot，政治角力的結果使其暗中保障每城市仍有兩處聚會點的自由。
7， 荷蘭的改革宗，加爾文派主義在中產階級中獲得歡迎。這使得擁有荷蘭十七省的西班牙腓力，心生畏懼，開始有驅逐異端的動作，並因此激起不滿。反對西班牙最力的省長是Orange親王。
u聖巴托羅買日大屠殺（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的導火線
法國國王查理九世的姐姐瑪格麗特即將與一位Huguenot教徒Henry
of Bourbon結婚。因此，他將非常可能成為法國的統治者，屆時新教荷蘭與法國Huguenot的結合，將會是天主教世界的夢魘[6]。天主教之極端派極力警告母后凱撒琳。因此聯合年幼的查理九世策動一次集體謀殺陰謀，當然也包括暗殺法國Huguenot的領導人，前法國海軍大將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也就是聖巴多羅買日的大屠殺“。
當時的終極婚禮準備如常進行，在歡天喜地間，許許多多的Huguenot信徒與重要人物進城慶祝。殺戮計劃不動聲色地暗中佈局，基於皇室的尊嚴與新的政治聯盟，Duke of Guis號召了來自五個地區的法國公司軍隊與瑞士僱佣兵收拾這些改革宗信徒，他們的記號是綁在左手臂的白亞麻布與帽子上的十字章。夜間，就用鐘聲來作為行動開始的暗號。誰知婚禮後，鐘聲響起、城門被鏈起，這些Huguenot被反鎖在城內，一一遭到追殺。Coligny先被圍困，他知道死期將至，他在死前對著守護他的幾名護衛說了以下的訣別的話：
我看得很清楚，臨陣倒戈者想追殺我。而我已經準備好承受死亡的命運。我不害怕，而且我已經想像到時候的光景。我認為我是用快樂的感覺來面對死亡，並死在上帝的懷中，死在那永恒的光輝中。我已經不需要你們幫我什麼了，離開這兒吧! 儘快離開這兒! 擔心你們受我牽連，以致於你們的妻子將會抱怨我。我確定上帝在這兒，因著祂的仁慈我要求的靈魂趕緊從我的身體離開，在我說完這些話之後。他們將會安全自在地在一起，那兒都可以去。
8月24日晚間，反叛者就爆破了房間的門，一衝而入。他勇敢面對死亡，甚至說“讓我死於戰士之手，而非僕役之手”。Coligny在他的房子裏被攻擊。Guise公爵的僕人Besme 或是叫做Bême的人，在Coligny的胸口刺上一刀，接著將他從窗口扔到他主人的腳邊。他最後的死，是因為另一位公爵僕人砍斷了他的頭。他死狀慘烈，屍體遭公開羞辱，面形被破壞，被帶往羅馬，身體則與其他新教徒屍體一樣被遺棄在塞納河。四天後，全城與塞納河佈滿屍體。
Henry of Bourbon則是順利逃脫，免去一死。但是屠殺繼續漫延至全國各地，如Aix、Bordeaux、Bourges、Lyon、Meaux、Orleans, Rouen、Toulouse
and Troyes。一個月之後，正確死了多少人並不清楚，但光是巴黎大約就有2000到3000個Huguenots，Toulouse一地就有3000人，法國各省合計差不多是7000人。但兩個月後，全國大約共死了25000人。
時間上不巧的是，屠殺事件的這年的5月13日，也就是屠殺日的三個月前，新教皇GregoryXIII格列高里13世(在位1572~1585)即位。不過，遺憾的是，他當選教皇的過程，過度依賴西班牙國王政府的鼎力相助，畢竟西班牙是天主教地位極穩固的王國，不像當時的法國國政得依賴天主教勢力與改革宗勢力的恐怖平衡。導致當大屠殺發生且慘烈地結束時，他無法控制教廷內的歡欣鼓舞。他在任時，還風光地鑄造了勳章紀念那次事件，也因此導致後世批評他似乎是批准了那次的屠殺。看來，保皇派對此是無法再耍賴說“教皇縱容殺戮”是改革宗對教廷的醜化宣傳。
更遺憾的是，屠殺事件後，平靜日子沒有來，接下來還有1573、74、76、77、80的迫害[7]。Huguenots的被逼迫命運，接下來還持續了二十年之久。
直到1589年，當年的瑪格麗特夫婿，Henry of Bourbon，時來運轉，即位成為法國國王，由於國民已經大多都是天主教徒，1593年他只好改稱自己是天主教徒。1594年，他也才能名正言順即位為法王亨利四世。但是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舊日同道，因此在1598年立法頒布「南特詔諭」（Edict of Nantes），准許Huguenots享受信仰自由，允許他們自由舉行家庭聚會與公共崇拜。但天主教卻不肯低頭，法王只好將所有天主教耶穌會教士驅逐出境。十二年後，1610年，亨利四世遭暗殺，法國再度進入戰爭狀態，許多法國人因此逃到其他國家與新大陸去避難[8]。
終曲
Gregory XIII以撒旦龍作為他自已的紋章，他同時也就是屠殺French Huguenots事件時的教皇。反面勳章上鑄造了天使持十架與劍殺了French Huguenots異教徒。由於這件可信的証據，1997年8月23日星期六，當巴黎正舉辦12屆世界青年日活動之時，也就是屠殺紀念日的前夕，也就是425年前的慘案前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簡短的道歉啟示，承認“基督徒作的事，福音在審判”
撒旦龍就像是咒咀，教宗用兩段經文闡釋Gregory XIII的紋章與他作為之間的關係，但以理書7章11節：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9]。又如啟示錄19章20節：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10]。
至於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1610)，他頒布了南特詔諭。因他婚禮而起的大屠殺事件的20年之後，他解放了法國的Huguenots。路易十三基本上是默許Huguenot仍然擁有宗教寬容主義的待遇，他們慢慢發展，到1685年，信徒已達約一百萬，教會八百間，八百個牧師。信徒已然包括社會的各階層。有貴族、士紳、工匠、專業人士、中產階級。像“預格諾那麼有錢”，是當時流行的形容詞。在各社區中，他們也許是少數，但他們的成功，往往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到了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一樣是波旁王朝國王，卻在1685年宣佈楓丹白露詔諭，廢除了南特詔諭，否定了祖父的詔諭，像是失心瘋地逼迫Huguenots，預格諾派又成了非法組織。政府強逼他們全部加入羅馬天主教，否則被殺，這就是著名的「以龍騎兵對付改革宗教徒」的政策（System of the “Dragonnades”）。政府勅令所有牧師必須在兩週內離境，結果八百處聚會地點遭到清除與屠殺，所有兒童定規交由政府施洗和教育。男人被送上船，永遠當划槳苦工，女的則終生監禁。儘管如此，信徒再度冒險逃到瑞士、荷蘭、伯蘭頓堡、英國等地。成為這些國家的精英份子和科學家。
路易十五(1715~1774)在1724年之後，延續路易十四的手段迫害Huguenot 。但到了1787年11月28日，路易十六(1775~1793)與議會接受Marquis de Lafayette候爵的建議，由於美國已經從英國手中獨立，而且仰仗許多Huguenot後代的打拚而有如今的成果，法國實在必須接納Huguenot，讓他們擁有完全的公民權，保障他們的宗教自由權。路易十六頒布了寬容詔諭Edict of Toleration。法國歷史對Huguenot的逼迫才告結束。但真正恢復他們的身份，是在1790年12月15日的法令，指那些因為宗教因素流亡或是在海外出生的法國人視同是法國人，如果他們回來，他們一樣受益於他們的法國人身份。享公民誓約第一條的保障，擁有返鄉權right of return。
Dubois1576年的作品，是在躲藏追捕的流離失所中完成。災難事件中的細節他一點都沒有放過，像是証據齊全的指控；它也像是法醫刑事鑑定的紀錄，既詳細且條理分明，似乎在等待某天的公正審判。仔細閱讀之後，它卻更像是在哀悼親人與同宗弟兄姐妹的死，無處不讓人鼻酸。相對來說，Joseph-Benoît Suvée在1787年所畫的作品《Admiral de Coligny impressing his murderers》，少了腥風血雨。當年，路易十六簽署了寬容詔諭。Suvée用辦喜事的心情，表現了他對英雄—Coligny將軍的歌頌。異教徒的冤枉終於平反洗刷，Huguenots被逼迫的命運終告一段落。
在經過二百多年宗教逼迫的恐怖與勝利之後，十九世紀的Huguenot已然成為榮譽與勇氣的象徵。就像Millais1852的作品A Huguenot and his Catholic lover on the eve of St. Bartholomew's day，畫中沒有絲毫令人膽顫的血腥煙硝味，它更像是一齣演得不錯，賺人熱淚的舞台劇。觀眾先是為英雄不畏戰死的決心與情節所感動。然後再對照生活當中那些真實活著的Huguenot信徒，佩服他們的努力成就的同時，一方面羨慕他們的爭氣，再方面也慶幸他們沒有成為淨化與肅清行動的無辜者，風光堅強地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