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毀的拆毀 論Courbet如何解放巴黎的天空
“革命”是法國政治文化遺留給世界的一項重要資產，也是她們歷史中不可磨滅的一次次烙印。法國人眼中1830年的革命是1789年的翻版。1848年的革命是為了重溫第一共和的美好；1870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則是實現雅各賓黨人的夢想。直到第三共和時，共和主義已經是全民共識。大革命的歷史地位已經穩固。所以1886年起，開始有學者講授“法國大革命史”[1]。
革命的過程中，過去的典型與榜樣，包含新建立的圖騰，一次次被拆毀。甚至連“拆毀”也被拆毀。筆者把這一百餘年來的拆毀歷史，以年表方式呈現出來。
u法國十九世紀歷史的動盪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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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起因 |
領導者 |
起時 |
迄時 |
事件 |
Vendôme Colum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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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會議立法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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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會議 制憲會議 |
法國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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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5 |
17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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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像被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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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共和 |
國民公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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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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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1路易十六被處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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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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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斯比 |
1793/6 |
1794/7 |
恐怖統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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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月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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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7 |
179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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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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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10 |
1799/9 |
拿破崙義大利與埃及戰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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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執政 |
霧月(11)政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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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9 |
1804 |
政變後，拿破崙等人組成五人執政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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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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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帝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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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一世 |
1804 |
1814 |
1805auterlitz役勝 特拉法加役大傷 |
1806~10 拿破崙圖拉真紀念柱 1814 暴民拆未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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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復辟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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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八 |
1814 |
1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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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國復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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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復出百日 |
拿破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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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二次復辟 |
拿破崙敗於滑鐵盧役 |
路易十八 查理十世 |
1815 1824 |
1830 |
1824膨脹王權 1830七月革命 |
拆拿破崙圖拉真柱 換亨利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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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王朝 法國人國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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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腓力 |
18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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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國王寢宮被劫名畫被割寶座被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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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和 |
國民議會接手 共和國成立 工人議會/國民工作坊成立 |
路易拿破崙被選為總統 |
1848/6 |
1851 |
資產階級勢大反左派，左派工人議會六月事件，巴黎處處街壘 9月美式新選舉，選出路易拿破崙。維持法律，鎮壓紅色份子 社會主義者逃亡 |
重立 拿破崙圖拉真紀念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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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國 |
路易拿破崙發動政變 |
拿破崙三世 (路易拿破崙) |
1851 |
1870 |
政變後國民議會解散 法英聯軍在克里米亞的勝利 1855年法國萬國博覽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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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187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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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防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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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
1871 |
普法戰爭與普簽約 巴黎公社事件 |
5/16 拿破崙圖拉真柱倒 1877/5/4 重建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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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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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 3/18 |
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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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百年間，無論政局如何更替接手，政治人物們沒有忘記利用Vendôme Column推出自己的信念，以致於從圖表來看，它的命運就是拆毀、建立、拆毀、復原，不斷在iconoclasm與iconodule間擺盪。這次，不從政治人物的企圖去揣摩這般擺盪的意義，而是從黎民的視野，去想像他們的巴黎天空。在高高的柱台上，不同的偶像輪流睥睨著在廣場上來來往往的他們、冷眼旁觀著巴黎地表所發生的事件；然後偶像眼睜睜看著地表人們的眼神從崇拜到敵視，再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角色從裝飾天空的演員，變成必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
u解放百姓
自由引導百姓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1830/7/28
這是一張大大突顯浪漫派手法與新古典風格之不同的作品。
新古典風格，是拿破崙帝國時期界定的帝國風格。與其說它是藝術潮流，不如說它是政治手段，用來強調拿破崙征服歐洲與統治歐洲合理性—羅馬正統的包裝。但是拿破崙從埃及戰役帶回來的土耳其風，讓洛可可時期的中國風、異國風成為真實生動的現實世界中的新品味—浪漫主義內容[2]。德拉克洛瓦的浪漫派手法，產生解放新古典式的藝術桎梏。
作品“自由引導百姓1830/7/28”，在1830年後，法國官方認定作品中的自由風，太過於激情，曾經將它搬移開公眾視線。直到1848年，因為新革命，舊統治者的被推翻，這畫才又重出羅浮宮。其中女性，象徵自由，說明推翻查理十世的事件。官方當局所恐懼的激情，應該是指害怕無法收拾、星火燎原的解放思想。畢竟在1830年之前，政局的不穩定，尚只歸因於統治者、野心份子、保守的貴族之間的爭權奪利，什麼時候民眾革命的能量蓄積已夠，再次震動朝廷像大革命一樣，將是統治階層所擔心害怕的。文化史上稱1830年的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翻板。
這張畫，最早展出於1831年的沙龍展中，在一封他於10月12日寫給他弟弟的信中提到“我將要開始一個主題—街壘barricade，過去我雖然沒有參加戰鬥，但我今日將為它們畫像”。圖中女神般的女性，Marianne是共和法國的民族性標誌，是自由與理性的象徵。女神腳下所踩的屍體就像德拉克洛瓦自稱的街壘地基，女神所戴的Phrygian cap在1789年大革命時，是追求自由的象徵。它本來是羅馬帝國時期，在12月17日之後7天農神節慶中所戴的帽子。節日期間會將之前的農奴釋放，這是Phrygian cap象徵自由的最早由來。圖中的赤腳與裸胸被當時評論界視為是低俗。在古希臘，鞋子象徵著奴役和自由的區別。希臘哲學家普盧塔克（46—120）寫道，“赤腳”，“是下賤奴隸的標志”。奴隸是不許穿鞋的，奴隸被賣掉時，往往他們的赤腳上會沾滿了白堊或灰泥，因此他們被叫“白堊人”。曾經，希臘的自由人不敢不穿鞋就上街，害怕被人當成奴隸。赤腳，也讓筆者聯想到Millais的作品<釋放令>。作品中的蘇格蘭士兵穿著整潔皮鞋，反而是摟著孩子的妻子，光著腳迎接先生的歸來。Millais在畫面上的設計，就是要觀者處於多義性的疑惑中。
如果1830年的革命，是被奴役者—赤腳者的反抗，被奴役者是法國— Marianne。圖中的革命者反抗的是當時的保守勢力查理十世。品中的女神，其實就是人格與神格的法國—Marianne。頭戴phrygian
cap[3]，說明了Marianne是被奴役者的身份。
Marianne也出現在，1833年，Rude受託創作法國凱旋門上的雕像。Planche評論“把嗓子喊啞的女魚販子，與Rude先生的戰神相比較，具有同樣的偉大與尊嚴”。原本，這凱旋門是為了紀念1806年的拿破崙軍隊的戰勝。1814年計劃暫停，1823年路易十八，重新興建。1836年完工。雕像上的女神，就頭戴phrygian cap[4]。它意味著從拿破崙到路易拿破崙，都將追求自由，解放被奴役者，視為是發動戰爭的合理理由。追求自由，成為不分階級與職業的貴賤，號召國家團結的強心針。換言之，就像愛台灣的口號一樣，不論執政者的身份是保守或極權、無論民眾是知識份子或是下層階級，他們在國家信念上的最大公因數“愛自由”一直都可以維持相當的支持票房。
u拆毀巴黎—拿破崙三世的創造性破壞
1846年的沙龍評論中，波特萊爾就已然發出反傳統的聲音，催促藝術家去探索現代生活的史詩性格。一方面鼓吹資產階級的英雄主義，再方面也鼓勵聖西門的烏托邦主義[5]。社會主義者普魯東與現實主義者Courbet都曾鼓舞了波特萊爾，讓他認為“1848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的荒誕”。
馬克思的1848年，則是流亡倫敦。法國發生的左派抗爭，成為它資本論的靈感。
路易十四建立的法國巴黎，凡爾塞宮發射出去的結構支配了整個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拿破崙三世時，奧斯曼將中世紀巴黎開膛破肚，重建巴黎，班雅明稱為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6]。不過，在拆解巴黎時，它卻是被視為女性模樣。
《巴黎，現代性之都》作者哈維的視野是“馬克斯主義式的歷史地理學閱讀”。他稱巴黎的現代性經驗是break，就是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種break，發生在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上。通過分配(信貸、租金、租稅)、生產與勞動(勞力、階級與社會共同體關係)，以及意識的形構，結果讓空間、建築與紀念碑都處於變動狀態。連視野、天空都處於變動狀態。許多城市就經歷這種創造性的破壞，它是一種“現代性”的粗暴：拆圍牆、開馬路(這其實是為了有產階級的私家車服務，摧毀傳統社區的結果，也是一種粗暴)…題外話，這不就是樂生療養院的遭遇嗎? 但馬克斯主義的權力分配，不是造成破壞的原因，而是巴黎城市動態發展下的必然。而且1848年街壘巷戰的結果，巴黎早就是窮困破爛不堪，奧斯曼的大刀闊斧，也是自然而然。倒是新建完成之後，提供了新的勞動機會。當巴黎走了一群人，來了另一群人，空間就會改變，才有波特萊爾迷戀的人群、雨果心口所激動的市民，以及獨樹一格的波希米亞人。
班雅明因此定義，所謂的現代性，與其說是一見鍾情，不如說是對最後一瞥的眷戀[7]。奧斯曼的改造巴黎，巧妙地提供了一個現代性的註解—創造性破壞。然後它迅速地在二十世紀老去，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供人憑弔的歷史傳說。
u走了一群人，來了一群人—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個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間短暫地統治巴黎的六十日政府。馬克思認為它是他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有力例子。但有人認為它其實是無政府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實驗。
巴黎公社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後，巴黎人自發性的自覺產物，他們佔據了巴黎並且開始實驗性地管理巴黎。公社的組成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戰爭的慘敗；另一方面，是由於法國工人階級被壓迫的不滿情緒持續增長。這種不滿，在1830年代，在巴黎已然發生了第一次的工人起義。
普法戰爭，1870年7月，基於拿破崙三世被拿破崙鬼魂媚惑，他為延續拿破崙第一帝國時的帝國面貌，希望用外交斡旋的方法擁有萊茵河左岸地區的統治權，但意外中了外交圈套，導致無法控制有人可以興風作浪，甚至是戰事發生。結局是法軍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國也就隨著皇帝的投降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由資產階級共和派組成新政府，稱為“全民國防政府”。即使拿破崙三世已下台，普魯士仍然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戰爭期間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國家顏面喪失，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激起社會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反而是停火協定，激起了衝突的導火線。因為德國人要求德國軍隊可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巴黎市民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之。
這時的巴黎，也組織了一個約30萬巴黎市民的「法國國民自衛軍」的武裝成員，是這一部隊在保衛城市與城市的尊嚴。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他們往往是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他們並進一步成立了「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他們的角色是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並且保衛共和政體與防止帝制復辟。公社的領導幹部，有92名成員，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如醫生與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並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衝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例如，位於蒙馬特爾高地的「大炮公園」。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還在繼續。帝國政府和臨時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處於受德軍保護的狀態下。曾經臨時政府打算攻打位於蒙馬特、屬於公社的大炮公園，即使已經兵臨城下，但仍因為同情而放下武器。結果卻反而導致臨時政府的Lecomte和Thomas將軍在蒙馬特爾高地被槍斃。臨時政府回去巴黎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這就是巴黎公社組織得以發展的機會與背景。
公社部隊，首先於4月2日與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衝突。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內戰，但雙方也都不想談判。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公社領導層作了堅定的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因為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而在數量上持續增長，以致於幫助臨時政府對抗公社部隊。他們甚至利用了間諜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裡。
終於在5月21日，由公社部隊盤踞的巴黎，它西城牆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佔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並受到當地那些一直沒有離開巴黎的市民們的歡迎。
最後，團結、忠誠的公社組織，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防禦計劃，結果每個街區必須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曾經在過去的巴黎革命中，讓整個街區幾乎堅不可摧的的狹窄小巷網路，後來在奧斯曼男爵改造巴黎中變成了寬廣的大道。多年之後，臨時政府的凡爾賽軍不僅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也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反而是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用夠多的石磚搭配街壘，才是他們集中抵抗力量的據點。
在對峙中，無論政府軍的攻擊包抄、事後的算帳，或是國民自衛軍的反抗，槍決與集體屠殺成了這陣子的家常便飯。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據說，最後一個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政府軍嚴厲的報復隨即展開。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據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其中包括巴黎公社掌權期間摧毀Vendôme Column的公社成員。不過圖中風光的摧毀聖像者，成了後來的政府秋後算帳的依據。
u解放巴黎的天空 Courbet推倒Vendôme Column
Courbet(1819~1877)的作品面貌相當多元，無論是風景、靜物、花卉、山水、女人…，常常滿足了許多人的喜好，因此獲得豐厚的收入，也是沙龍展的常客。他的人生追求從來不在政治上，只是他的作品總是會產生政治反應。
早在1863年，他的作品<The return from the conference>，被拒於沙龍展。理由是它挑起不實的宗教道德爭議，儼然是“對宗教道德施暴”。這次事件的結果是催化他成為當局眼中的反對派。
同時，Courbet的朋友中，有P.J. Proudhon(1809~1865)。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在1849年提出互助論(mutual-ism)。他自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1848年之後，又自稱是federalist聯邦主義者[8]。
Courbet在Proudhon的影響下，普法戰爭期間，相對於其他逃難的藝術家而言，他對法國不離不棄。但是這情操與其說是對國家效忠，不如說是對人民、對藝術效忠。普法戰爭期間，藝術家中有Monet與Pissarro選擇離開法國到英國。再扣去投筆從戎、戰死、回到鄉下避亂之類，然後還留下來的藝術家組成了一個不同於中央的委員會，並選出Courbet為主席，用來保護藝術家的獨立與戰爭期間公眾藝術品的收集不受破壞。並且曾受法國教育部(minister of public instruction)的委託在另一委員會中負責保護羅浮宮文件(archives)。
Courbet是法國政局中，是地位很高的藝術家代表。以他在藝術界的地位，早在1870年9月份(公社的成立是1871年3月)，他就發聲建議拆除Vendôme廣場上的巨柱。
Vendôme column原址上興建的建築，是路易十四時代的Vendôme公爵所擁有。那兒本來有路易十四的雕像，在法國大革命時已經被推倒一次。拿破崙三紀為了帝國成立的合理性，重立巨柱。它本是為了紀念拿破崙在Austerlitz戰役的勝利，並因此成為拿破崙三世的供奉的神主牌。它模倣圖拉真紀念柱的形式設計。它是由425片螺旋銅板所黏合而成，如拿破崙的宣傳所說，它是由歐洲戰役上所擄獲的大炮所融鑄而成，其中有來自Auterlize戰役中的133門加農炮。拿破崙像模仿右手拿劍，左手執球的羅馬Mars神模樣。1806年8月25日興建，1810年8月15日完工。它是石心柱，外包以青銅，用針釘入石柱上。1814年時，就曾有暴民領著馬匹準備合力將它拉下，但沒有成功。是波旁王朝復辟，才拆下他，準備熔成亨利四世的騎馬像置於新橋。是路易拿破崙時，才又改成近代的樣子。既然從有雕像開始，就是拆拆立立，自然“它”就沒有一定得如何的堅持，“它”本來就不是永恒紀念的象徵，所以當1871年Courbet動念要拆它時的說法是：這雕像全然無藝術價值，它宣傳的是過去王朝的戰爭與征服，而且連共和政體也是如此心態。公民Courbet表達深深的願望能受到國家防衛局的首肯來推倒這巨柱。
對Courbet而言，Vendôme
column本來就沒有藝術價值，不僅於此，當拿破崙三
世在1870年9月2日，在普法戰爭中投降(1870年7月開打)的結果，Vendôme
Column成了恥辱、失敗與背叛人民的象徵。在社會主義記者Victor Considérant的邀請下，他曾寫了一封信給德國人與德國藝術家，在10月29日，希望他們不要成為法國的另一個高壓統治者，並且希望喚起他們對共和價值(republic)的體認。公社時期，Courbet以藝術家委員會artists commission主席的身份呼籲大家響應改革。
因為巴黎公社的決定，抵抗與求生變成了他們留在巴黎必要馬上面對的問題，他們必須壯大自己。公社領導層作了堅定的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Jarosław Dąbrowski，成為公社最好的將軍。議會決定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崙侵略鄰國勝利的凱旋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徵，必需將其拉倒。天空的擁有權，是平等的各國，而不是極權的單一法國。
Vendôme Column，終於在1871年5月16日，被拆除。因為它被視為是專制王權的象徵。有一幅漫畫登在巴黎公社時期畫刊Père Duchêne illustré，它畫著圓柱上的拿破崙地位岌岌可危，標題字寫著“Eh ben ! bougre de canaille, on va donc te foutre en bas comme ta crapule de neveu !.. 你這個下流的傢伙，我們將把你撂倒就像你那荒唐的姪子所做的一樣。”[9]
但公社事件落幕後，1871年9月2日的凡爾賽法庭判決，他必須為推倒Vendôme
Column的舉動負責，得先服刑六個月與支付500法郎的罰款。Courbet在Ste.-Pélagie監禁期間，為了打發時間，繪製了許多靜物畫。1872年，他畫了一張被監禁的自畫像。他在公社時期，也推倒了許多廣告用的Morris柱。
1873年選出的president Mac-Mahon則是希望重建這圓柱。Courbet被釋放，但被要求要支付款項。這時期的他畫了許多張鱒魚畫，從鰓流血的鱒魚。它們後來被解釋成是這位被流放藝術家自述被生吞活剝的寓意畫。1877年5月4日，圓柱修建完成，工程費323091法郎，Courbet被要求分期支付這筆金額，在接下來的33年中，直到他91歲生日時。不過在他還了第一筆金額1000法郎時，1877年12月31日，他就過世。年58歲，因為飲酒之故，得了肝病而死。
結論
早在公社勢力成型之前，Courbet就曾以它在藝術家中的輩份與地位發表推倒Vendôme Column的意見，那已經是1870年的事情了。距離拿破崙之死，已然55年了。Courbet一生，未見過拿破崙，倒是見過許多有權位者咨意妄為，摧毀過去記憶的行為。Courbet所作，不過就是重覆一樣的iconoclasm的行為。Vendôme Column，模仿羅馬帝國時宣告皇帝戰功的圖拉直紀念柱，它的出現就是拿破崙希望擁有統治歐洲合理性的廣告包裝，就像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政治包裝作用一般。這拿破崙家族持續想統治歐洲的野心，被Courbet這類反對者識破，Vendôme
Column已然與藝術、羅馬無關。拿破崙三世的野心，甚至導致普法戰爭失敗後的卑屈投降。
很強的本土忠誠曾是巴黎公社對抗舊勢力與普魯士軍隊的有利因素，後來卻也變成被殲滅的原因。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長遠有戰略考量的防禦，過去的巴黎革命中，無論是1848還是1830年，巷戰是游擊革命者是一種優勢。只不過1871年的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數量上的、德意志帝國撐腰等絕對優勢，加上他們學會了有“破壞性”的巷戰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具諷刺意味的是，反而只有奧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才是凡爾賽軍會遇見公社軍抵抗火力，受槍炮阻擋的地帶。
對公社人員來說，推倒Vendôme Column是有必要的。對他們而言，他們需要一個振奮人心的事件，來加強團結。Iconoclasm是他們的初衷，也是信仰，也是目的。各方的公社人員，仰頭就可以見到了高高睨視的拿破崙，那種極權與侵略的殺氣，佔據了屬於他們的自由天空。他們必須推倒Vendôme Column，因為它是拿破崙帝國侵略鄰國後，用血淚熔合巨炮的記憶，有它，法國人只能看到法國，拆了它，才能看到世界，才能與鄰國和平相處。
所以，Vendôme Column不斷地拆毀、建立、拆毀與復原的過程，就像是法國革命史的縮影。當政治的信念與人民的感受脫節時，拆毀信念的具體象徵—Vendôme Column圖騰，就等於是革命的另一種型態，也像是革命過程中的必要儀式—視野的歸零—純淨天空與視野的還原。Courbet推倒Vendôme Column動機的初衷就是將有極權色彩的、狹隘的、一元的天空，還原成自由自在的、國際的、多元共享的穹蒼。Vendôme Column的拿破崙圖騰，因為普法戰爭的投降，成為恥辱的象徵。它不僅狹隘，同時也是巴黎自由天空的敗筆，必去之而後快，這也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與拿破崙三世整頓巴黎的初衷其實是一樣的。